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是著名游览胜地。
第一首写他在曲江看花吃酒，布局出神入化，抒情感慨淋漓。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首联是说，落下一片花瓣让人感到春色已减。如今风把成千上万的花打落在地，怎不令人发愁？
在曲江看花吃酒，正遇良辰美景，可称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怀抱，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他一没有写已经来到曲江，二没有写来到曲江时的节令，三没有写曲江周围花木繁饶，而只用“风飘万点”四字，就概括了这一切。“风飘万点”，不止是客观的写景，缀上“正愁人”三字，重点就落在见景生情，托物言志上了。“风飘万点”，这对于春风得意的人来说，会煞是好看，为何又“正愁人”呢？作者面对的是“风飘万点”，那“愁”却早已萌生于前此的“一片花飞”，因而用跌笔开头：“一片花飞减却春”！历尽漫长的严冬，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春天，这花儿，不是值得人们珍惜的吗？然而“一片花飞”，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特别珍惜春天的诗人又怎能不“愁”？“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着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因此“正愁人”三字，非但没有概念化的毛病，简直力透纸背。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颔联是说，且看将尽的落花从眼前飞过，也不再厌烦过多的酒入口。
“风飘万点”已成现实，那尚未被风飘走的花儿就更值得爱惜。然而那风还在吹，剩下的，又一片、一片的飘走眼看即将飘尽了！第三句就写这番情景：“且看欲尽花经眼。”“经眼”之花“欲尽”，只能“且看”。“且”是暂且、姑且之意。而当眼睁睁的看着枝头残花一片、一片的随风飘走，加入那“万点”的行列，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于是来了第四句：“莫厌伤多酒入唇。”吃酒为了消愁。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因而“酒”已“伤多”，却禁不住继续“入唇”啊！
只是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尽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然而作者何以要如此“反复层折”的写落花，以致魂消欲绝。究竟是仅仅感叹春光易逝，还是有慨于难于直陈的人事问题呢？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颈联是说，翡翠鸟在曲江上的楼堂上作巢，原来雄踞的石麒麟现今倒卧在地上。
第三联就写到了人事。有人说此联“奇想惊人”，细想却恰恰在人意之中。诗人的目光随着“风飘万点”在移动：落到江上，就看见原来住人的小堂却巢着翡翠——翡翠鸟筑起了窝，何等荒凉；落到苑边，就看见原来雄踞高冢之前的石雕墓饰麒麟倒卧在地，不胜寂寞。经过安史之乱，曲江往日的盛况远没有恢复；可是，好容易盼来的春天，眼看和万点落花在一起，就要被风葬送了！这并不是惊人的奇想，而是触景伤情。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尾联是说，仔细推究事物盛衰变化的道理，那就是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让虚浮的荣誉束缚自身呢？
面对这残败景象又有什么办法呢？仍不外是“莫厌伤多酒入唇”，只不过换了一种漂亮的说法，就是“行乐”。难道“物理”就是这样吗？如果只能如此，无法改变，那就只须行乐，何必让浮荣绊住此身，失掉自由呢？
联系全篇来看，所谓行乐，不过是他自己所说的“沉饮聊自遣”，或李白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而已，乐处又在哪里呢？
绊此身的浮荣何所指？指的就是“左拾遗”那个从八品以上的谏官。因为上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从此，为肃宗疏远。作为谏官，他的意见却不被采纳，还蕴含着招灾惹祸的危机。这首诗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了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写此诗到被贬，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就会对这首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
这是“联章诗”，上下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下一首，即紧承“何用浮荣绊此身”而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第二首开头四句是说，上朝回来，天天去典当春天穿的衣服，换得钱来每天到江头买酒喝，直到喝醉了才肯回来。到处欠着酒债，那是寻常小事，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古来也是少有的了。
前四句一气旋转，而又细针密线。时当暮春，长安天气，春衣才派上用场；即使穷到要典当衣服的程度，也应该先典冬衣。如今竟然典起春衣来，可见冬衣已经典光。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而且不是偶尔用典，而是“日日典”。这是更透过一层的写法。“日日典春衣”，读者准以为不是等米下锅，就是另有燃眉之急；然而读到第二句，才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每日江头尽醉归”，真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日日尽醉呢？
诗人还不肯回答读者的疑问，又逼进一层：“酒债寻常行处有”。“寻常行处”，包括了曲江，又不限于曲江。走到曲江，就在曲江尽醉；走到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尽醉。因而只靠典春衣买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乎由买到赊，以致到处欠着酒债。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就是为了换得个醉醺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诗人终于作了回答：“人生七十古来稀。”意味人生能活多久，既然不得行其志，那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这事愤激之言。联系诗的全篇和杜甫的全人，是不难了解言外之意的。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第三联是说，但见蝴蝶在花丛深处穿梭往来，蜻蜓在水面上款款而飞，时不时点一下水。
第三联写江头景，在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名句。这一联体物有天然之妙，但不仅妙在体物，还妙在“缘情”。人生如此短促，大好春光，又即将消逝，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诗人正是满怀惜春之情观赏江头景物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是多么恬静、多么自由、多么美好的境界啊！可是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还能存在多久呢？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末联是说，传话给春光，让我与春光一起逗留吧，虽是暂时相赏，也不要违背啊！
“传语”犹言“寄语”，对象就是“风光”。这里的”风光“就是明媚的春光。诗人以情观物，物皆有情，因而传语风光说：”可爱的风光啊，你就同穿花的蛱蝶，点水的蜻蜓一起流转，让我欣赏吧，哪怕是暂时的；可别连这点心愿也违背了啊！“
《曲江二首》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作，所以惜春、留春之情包含深广的社会内容，耐人寻味。
这两首诗总的特点，用我国传统的美学术语说，就是“含蓄”，就是有“神韵”。所谓“含蓄”，所谓“神韵”，就是留有余地。抒情、写景抒写的是最典型最有特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读者通过已抒之情和已写之景去玩味未抒之情，想象未写之景。
就抒情方面说，“何用浮荣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其“仕不得志”是依稀可见的。但如何不得志，为何不得志，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描写暮春之景抒发惜春、留春之情；而惜春、留春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吃酒，只是赏花玩景，只是及时行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日日江头尽醉归”，从“一片花飞”到“风飘万点”，已经目睹了、感受了春减、春暮的全过程，还“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真可谓乐此不疲了！然而仔细探索，就发现言外有意，味外有味，弦外有音，景外有景，情外有情，“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