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踏莎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饯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难舍,另一方面叙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旨深曲。
此词起二语,写在饯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意同。此处不避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香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漠漠的香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回面”,虽未点明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四、五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颐。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隔断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象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嘶,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嘶、棹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
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魂消,凭倚高楼,独自含愁极望,惟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辉,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惘惘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词语不粘不脱,有悠然远意。
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只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句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二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化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几趋极致。
此词写饯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情景逼真,含蕴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缱绻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