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写赏心亭的所见所感。赏心亭，据《景定建康志》，“在（城西）下水门之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开头两句由写山到写人，紧紧扣住了题目。苍翠的群山仿佛有意要同高雅的人交谈，他们联翩而来络绎不绝，有似万马奔腾．它们在茫茫的烟雨中迷了路，徘徊起来，眼看着临近了，却终于没能到达跟前．暗示着自己虽有才却不得施展，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高人即叶衡。青山有情，高人难遇。而今斯人一登上赏心亭，那逶迤的青山有不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他倾诉呵。其势如万马奔腾，接连不断。不说人之眺山，而说山之就人，这就把静景写活了。不仅如此，而且对突出人物也有很好的映衬作用。词里叶衡的高大形象进行了，描绘因为叶衡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主战派官员。《宋史·叶衡传》说他“得治兵之要”。叶衡对作者极为赏识，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即是对叶衡推荐的 ，以后又向朝廷极力推荐他“ 慷慨有大略”。对于这样一位“经纶手”，加之有知遇之恩，词人对此十分感激。三、四两句借烟雨之景，转突兀奇崛之笔而为低徊宛转之波，充分表现了无限的怅惘，无穷的感慨，可以说是寄托遥深。叶衡主战，因而不能不受到主和派的反对，他收复失地的大计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词人也就由希望变成了失望。那逶迤的青山既然象万马奔腾而来，象冲锋陷阵的铁骑。词人渴望能挥戈跃马驰骋疆场，可是转眼之间又烟雨迷蒙，遮住了青山，而无数青山也只象是万马在烟雨中低徊不前 。“望来终不来”写盼望之切而失望之深 。不说愁，而愁极深；虽极感慨，仍以蕴藉出之。
下阕，由眺望青山之怅惘陡转而为揶揄沙鸥之诙谐，但曲断意不断，其脉络仍清晰可见。虽着笔轻快，实则发自积郁。人们都说头发总是由此愁闷变白的。“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水上的沙鸥通体皆白，岂不是一身都是愁吗 ？词人故意发此狂想，而且拍手笑之，似乎把上阕歇拍低徊沉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了；然而仔细体味，就会察觉到那贯穿全词的“愁 ”字并消失，或者说词人极力排遣这如烟雨一般的无尽的愁思，是感情上的挣扎，而非心灵上的解脱。人之发白并不完全由于人心之愁；而沙鸥通体皆白 ，是其自然特征，与愁没有关系。词人故意造成逻辑上的错误，说得越幽默洒脱 ，反而越使人感到强自解愁而又不能解的痛苦，借说鸟与愁无关，实说愁与人甚切。人愁是实，鸟愁是虚 ，“一身都是愁”的是鸟还是人，不必拘泥于字句的解释而自晓。故“拍手笑沙鸥 ”，一纵即逝；而“一身都是愁 ”，却如电影上的“慢镜头”在观众视野里由快放慢了。实际上“一身都是愁”是与“烟雨却低徊，望来终不来”暗中息息相关的。尽管词笔回荡曲折，然而透过层澜，仍可以看清。白居易《白鹭诗》云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 。”辛词盖本于此。白诗言愁显 ，辛词言愁晦 ，其言愁一也。但辛词多了“拍手笑”一层意思。不过就其形象来看，辛词较之白诗更加绘声绘色；就其感情来说，则更加挚浓深切。参阅作者同年在建康所作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充满了激愤忧愁。以至于“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胸中积郁如此，则登赏心亭之所见所感都无非“献愁供恨”而已。由此可见，在《菩萨蛮》之中亦饱含着词人之愁，英雄之泪。某些喜剧会使有心的观众在笑声中情不自禁地掉下热泪。笑和眼泪，就是似乎矛盾却又融合无间的。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初夜含娇入洞房》为第一首，是全组词的序曲。此词描绘女子等待情郎的种种情状，有动作，有语言，非常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