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