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词中赞美的红颜知己瑶卿,有着其他歌伎所不具备的才能。她能诗能文,书法秀丽道劲,在柳永远游吴越之时,她写赠小诗和长信,使词人深感欣慰而倍加珍惜,时时展读,怀想其人,和她有着很深的知己之交。
上片“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以记叙的方式介绍瑶卿的才能和她在千里之外寄来书简的事实。瑶卿这位美人有文学方面的才华,她从千里之外的京城,特意向“我”寄来亲笔书写的小诗和长信。“想初襞苔笺,旋挥翠诗红窗畔。”由赞美她的才华而想象她濡毫挥写的神志。这两句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瑶卿在写书简时专注雅静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文静和聪慧之美。她折叠好淡绿的笺纸,在朱窗之下挥运翠玉之诗,笔势飞动,字如珠玑。“渐玉箸、银钩满”两句形容她的书法,她写的字体是玉箸小篆,行笔匀均沉稳而笔画道劲丰满。虚词“渐”表现出运笔的特点,“满”字则形容出笔画的充实劲健。
下片转换角度,写词人对瑶卿所赠书简的珍爱,表达对她的赞赏与想念之情。“锦囊收,犀轴卷”,词人将她的书作用锦囊收存,用犀角的轴头装裱,可见其珍视和宝爱。“常珍重、小斋吟玩”,经常怀着珍重的心情,在书斋之中展视吟赏,把玩不已。“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比前两句更进一步,小斋吟玩还不能尽兴,更是将它当作珠玉宝贝一样看待,经常带在身上,藏之怀袖,不时地拿出来欣赏,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似频见、干娇面”,词人睹物思人,每看一回她的手书笔迹,就是对她的一回怀想和思念。
古人云“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凝聚着瑶卿情意,表露出她的兰心蕙质的“小诗长简”,是词人与她展开心灵对话的绝佳媒介。可惜的是,词人并没有在作品中引用过瑶卿的诗句,也没有在其他作品中对瑶卿有过稍为详细的交代,以致使瑶卿成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