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在流放途中所见的景物及所想象的意象，借景抒情，引用一则“雁过梅岭”的奇妙传说，再结合自己当前的处境，抒发了诗人对官场坎坷的慨叹和思念家乡的感情。全诗情调低回婉转，感情真挚动人，诗旨在写“愁”，全篇却未着“愁”字，情致凄婉，愁绪满怀，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使情景融合，传情达意，因而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开头两句写诗人看到的景象和由此联想到的事情。大庾岭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诗人怀乡的忧伤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
接下来诗人想到自己的处境：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大雁能够在这里停下来和诗人还要继续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诗人无限的伤感，大雁尚且按时可以飞回北方，诗人自己却不知何时才能回归，表达了诗人留恋与不舍的悲戚心情。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的景色：黄昏到来，江行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行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行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暝，瘴气如烟，故乡何在，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紧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两句是说，明晨登高望乡之处，理应见到岭头初绽的梅花。
最后两句，诗人又从写景转到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它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总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显然，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多么希望也能寄上一枝梅花，安慰家乡的亲人啊！
整首诗通过描写见到的景物，委婉而深切地抒发了诗人内心饱含的被贬痛苦以及思念家乡的忧伤。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诗人还是表达出愁绪满怀，凄恻缠绵。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全诗情景交融，用词考究，思乡之忧伤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从诗中所写景物表现出来的新鲜感看来，似为他初贬岭南时所作。开头四句，点题中的“早发”，交代了时间是在“春”、“晓”，并以晨空特有的“宿云”、“残月”极力渲染早发时的景象。这里用以借指从始兴县的江口地方至虚氏村途中经过的高山峻岭。从诗题看，当时诗人已经抵达虚氏村，村子离动身地点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内，距离广州尚有数百里之遥，是无法望见越王台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一样，上承齐梁余绪，讲究词采声律，从“宿云”二句的铺张笔法中，也可想见其“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本传）的诗风。
从“薜荔摇青气”开始的六句极写赏心悦目的南国景色，铺排有序，很见功力。前三句写树，错落有致，句中用一个富有动感并充满了生命力的“摇”字，生动地描画出了枝叶攀腾、扶摇直上与青气郁勃、无以自守的情态。在上三句中，诗人用笔由视觉而到嗅觉，“石响”句更进而写到听觉，由泉水奔泻的“石响”又转而看到回环流转的细泉。“抱叶”二句转写动物，这就使画面更充满活力，线条、色彩、音响以至整个情调更其动人了。
最后六句指诗人前面的铺排绘景是为了后面的写情抒怀。“南中”句使全诗的感情为之一顿，承上启下。“南中可悦”四字总括前面写景的笔墨，在文势上，这两句稍作顿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转之势，并暗示官场的荣辱无常，增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末两句的感情直承“鬒发”二句，并与“北思”二字相呼应。诗人直抒胸臆道：何时能走向返回故乡的路呢？“行剪故园莱”，与谢朓“去剪北山莱”、王绩的“去剪故园莱”同义，都是要归隐田园的意思。从文势上来说，最后六句浑然一体，同时又有内在的节奏。比之于水势，“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峡，大起大落，“鬒发”二句江面渐宽，水势渐缓，至末两句化成一片汪洋，隐入无边的平芜之中。
这首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诗风略解一二。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使这首诗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