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本诗是一首比较单纯的写景纪游诗。全诗共二十四句，可分为三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写昔日的耳闻。首句是总评价，点出黄华胜景在瀑布一水。水帘是诗人初游黄华的重点，也是该诗描绘的中心。“天下绝”三字一锤定音，给瀑布以极高的赞誉，颇有与“桂林山水甲天下”争雄之概。次句点出上句的由来。“天下绝”的评赞出自王庭药这位熟谙黄华为当代名人之口，更增强了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引人必欲一睹黄华丰彩而后快。诗人下文并未马上去写瀑布，却又盘马弯弓，借雪溪翁的话回溯到古代：“丹霞翠壁高欢宫”，此句以这件史事来说明，云霞流丹、峰峦耸翠的黄华风光为世人瞩目钟爱，是由来已久了，而人工的楼台宫殿画栋珠帘又为山川增色添辉，使之愈益引人。“银河下灌青芙蓉”，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李白的写景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山削出金芙蓉”（《望庐山五老峰》）。元好问诗则将山水合在一句，不仅言简意赅，而且使瀑布之壮观、山川之秀美交相辉映，札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水光山色令人陶醉神往。第一部分写出昔日耳闻的黄华水帘之美，表现出内心向往之情，为下文的游山描写做了铺垫。

　　第五句至第二十句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正面描写初游黄华观赏水帘的情景。这是全诗的中心和最精采部分。“昨朝一游亦偶尔，更觉摹写难为功。”二句承上而来，如果说，第一分的四句表述了“久闻大名，倾慕已久”之意，那么，这两句则是抒写“今日一见，名不虚传”之慨。上句流露出终偿夙愿、喜出望外之感，下句进一步赞叹黄华水帘实景胜似耳闻，其美难以言传，更加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这两句先以虚笔总述初游的观感，从当初、他人和传闻转到昨朝、自己和目睹。尽管诗人慨叹摹写之难，但他在下文却是很成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帘水帘图”。“是时气节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这两句勾勒出大的背景环境，突出了中州地区春色姗姗来迟的特征，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景象迥异。诗人歌咏黄华水帘的美景之前，却突出黄华三月份尚无春容的特征，写出这似乎缺乏诗意的句子，其用意有深一层理解和体会：首先，就写景而言，是“喧主夺宾”之法，诗人是有意摈弃山青木秀、燕舞莺歌的繁华热闹背景，以便更加突出所要描绘的水帘。前人诗中用类似手法者不乏其例，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又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元诗中这种手法的运用与李、柳之作可谓异曲同卫，而且又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共次，就抒情而言，是“欲扬先抑”之笔：正当山无春色，环境萧条，心情难免寂寞无聊之时，忽然发现了那充满勃勃生机和盎然春意的瀑布，才更加令人欣岑和振奋，产生一种久渴逢甘、雪中送炭之感。总之，在大笔勾勒黄华水帘的背景环境时，这种“喧主夺宾”和“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运用得颇具匠心，值得仔细体会玩味。第九句至第十二句进行直接描写，分别从听觉、触觉、视觉和内心感受不同角度刻画瀑布。“湍声隆氨转绝壑，雪气察凛随阴风”。写黄华瀑布，真是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先感其寒，颇有“先声夺人”的气势。这隆隆巨响，这凛凛寒威，恰似戏剧演出中，威风凛凛的大将出场之前，舞台上的紧锣密鼓，扣人心弦，引人去注目那即将亮相的主角。“悬流千丈忽当眼”写突见壮观的瀑布，给人巨大的精神震撼，诗人愕然而视的神态，如在目前；“芥蒂一洗平生胸”写大自然景色给人以积极的思想陶冶，自己不禁心旷神怡，胸怀开阔。这两句把写景与抒悄融为一体，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结合紧密自然，通过人的主观感受，更深一层赞美了黄华山瀑布如友如师，催人振奋，给人启迪。第十三句至第十六句，以奇幻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进一步描绘瀑布：“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这两句真是绘声如闻，绘色如见。诗人笔下的黄华飞瀑，仿佛正在以峦壑为鼓，以湍流为号，演奏着高山流水交响乐，又仿佛正在以日脚为灯，以长空为幕，表演着精采的霓裳羽衣舞。如此描绘，可谓写照传神。“骊珠百解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两句形容水势之大，浪花之美，不但想象新奇、比喻巧妙，而且幽默诙谐，富于情趣。对黄华瀑布的直接满写，真是淋漓尽致了。于是，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句，诗人又变换了表达方式和描写角度：“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是疑问，又是感叹，更是颂赞。在雄奇的尤自然面前，深情的诗人不能无动于衷。但千言万语，仍说不尽黄华之美，真是“更觉攀写难勺功”，未尽之情，不由发为连者惊叹。对客观景物的生动描写，也就转为内心感受的直接抒发了。“归来心瑰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两句以余兴不消和魂牵梦萦，表现黄华山水给人印象之深，真是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第二部分游山情景的描写就在这深情绵邀的日思夜梦中结束。

　　最后四句是第三部分，抒写对来日重游的渴望：“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写。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句中用仙人九节杖的神话故事之典，固然是说自己穷尽胜景本有条件却未能充分利用，但同时也给黄华山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仿佛这是一座仙人出没的仙山了。‘山樱红”点出重游之日的山景将比初游时“山木赤立无春容”更加迷人。“岩下宿”表穷尽美景的决心。“携壶”一则写重游兴致之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用意。此景此情，足以引人遐思。全诗至此夏然而止，语尽而意未穷，给人留以回味和想象余地。

　　全诗层次清晰，结构谨严，描写角度多变，表达方式灵活。诗人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从耳闻、目睹、内心感受，魂牵梦萦各个角度，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各种方式，去表现黄华的自然风光及个人的初游观感，“构思窗渺，十步九拆，愈沂而意愈深，味愈隽”，写得既淋漓尽致，又余味无穷，给人以弧烈感染和深刻印象。诗人能如此成功地为黄华瀑布传神写照，除得力于他对祖国山河的深挚热爱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外，还受益于其广泛的阅历。“贱子贪名山，客刺已屡投。黄华挂灵台，天坛避清沟，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名山大川，诗人不仅耳闻，而且目睹身诺，历览山川之美，并有所比较，故而善于抓住特征，写出个性。“眼处心生句自神”也正是诗人自己山水诗创作成功的经脸概括。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这首诗的构思围绕着一个“光”字。全诗四句，每句都烘托出一种光。

　　第一句写清秋之夜，江上的点点渔火，给人以清冷宁静的感觉。第二句写一弯残月的迷蒙之光映衬着岸边的树村。是一幅宁静安详的水墨画；第三句写江中波光流动，时时惊醒宿鸟。这句是以动写静，江水流淌，宿鸟被闪闪烁烁的波光惊醒，不时发出鸣叫声，其中动的因素更增加了静的感觉。最后一句是以静写动，萤火虫的翅膀被露水打湿而停止飞翔。这种艺术想象仍是以夜空中流萤飞动，留点点光亮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没有流萤，但夜空下流萤闪动着朵朵光亮的印象深深保留在诗人的记忆中。这句话虽事实上反映的是没有流萤，却收到了流萤飞动的效果。渔火、残月、波光、流萤在夜幕里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形成静夜下的一支夜光曲。

　　诗人用笔灵巧工细到了极点，先引读者进入秋之深夜的江上环境，接着带领读者去体验水鸟、流萤的感觉。在对鸟和虫的感觉中，诗人写出了环境的气温和湿度，写到了宿鸟和流萤，以及残秋的风露。鸟和虫不但起了烘托环境气氛的作用，而且它们已经和全诗的意境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开阔而深沉，浑厚而尖新，表现着诗人安详、平和、幽深的情感。

　　这首诗写法纯用白描，妙在挥洒而工细，将明晰（后二句）和模糊（前二句）结合在了一起。形象上统一了月下秋江的大和水乌流萤的小，也统一了鸟和虫的动和静、惊扰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