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