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联,以晓鸡和寒鹜自喻。诗意有两种解说。一、晓鸡(晨鸡)因树雪之光而惊鸣(误以为天明),喻不忘进取之心;以寒池之鸭表现自己不改操守(刘学锴等《李商隐诗选》)。二、鸡栖树上则有雪,鸭守池中则结冰,极写处境的寒苦(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如能合此二解,辨其因果,可得其全:不忘进取报效,是因;终遭困顿寒苦,是果。晨鸡报天晓,喻进取;寒鹜守冰池,喻退处。两句诗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作者不谙世务、进退两难的处境,其中有哀怨,有酸楚,而且扣紧了诗题的“冬”字,即景抒情。李商隐极其擅长托物寓怀。他的咏物诗,如《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又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蝉之高栖悲鸣,莺之飘泊不定,可与此篇晓鸡寒鹜参照体味,从中想象作者的思想情怀与遭遇。
第三联,照应诗题冬“暮”。“暮”字双关,所以第一句写时序,第二句写年岁。冬季日短,暮色很快来临;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也进入了衰颓的晚景。这是为下一联的抒愤寄慨蓄势的。人到晚年,“羽翼摧残”,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第四联,紧应上联,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什么平生匡国济世的抱负,不能与早年的心愿相合呢?这呼喊是愤慨的,因为商隐明明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呼喊同时又是凄凉感伤的,因为它毕竟出自一个性格不算坚强而又经历过太多打击的诗人。
此诗和李商隐多数作品一样,感伤的情调笼罩全篇,从“羽翼摧残”到“急景”、“颓年”,尤其是晓鸡寒鹜的具体形象,都是如此。不过这首诗与李商隐很多作品多含脍炙人口的名句却有所不同,纪昀评之曰:“无句可摘,自然深至。”没有刻意锤炼和精心藻饰,没有运用作者本来擅长的组织故实的手法,也没有警策深微、使人猛省或沉思的寓意,所以无句可摘;但它能恰如其分地、真实具体地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与心情,读之动容,所以说自然深至。当然,它仍然谨守平仄格律,注意对偶工整(四联中有三联对偶),用词造句都力求避免粗疏随意,因此和某些标榜自然平淡而流为枯淡俚浅的作品不同。在李商隐集中,它别具一格,又包含着商隐固有的特质,包含着多样化中的某种统一性。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该词上片“身向”句说明行程辽远。“北风”句谓寒风吹来,满耳尽是马嘶之声。然后作一小结。下片“一抹”二句写眼前景色,末句画龙点睛,指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在于“古今幽恨”。全词情景交融,结尾处更是点明主旨,加强语意,抒发情感。
“身向云山那畔行”,起句点明此行之目的地,很容易联想起同是纳兰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北风”言明时节为秋,亦称“秋声”。唐苏颋《汾上惊秋》有:“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边地北风,从来都音声肃杀,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而纳兰在此处云“北风吹断马嘶声”。听闻如此强劲,如此凛冽的北风,作者心境若何,可想而知。难怪他会感慨“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以简古疏墨之笔勾勒了一幅充满萧索之气的战地风光侧面。晚烟一抹,袅然升起,飘荡于天际,营垒荒凉而萧瑟;时至黄昏,落日半斜,没于旗杆,而关城依旧。词中的寥廓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范仲淹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故而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前言中言,纳兰的边塞词“写得精劲深雄,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作品上的一个空白点”。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万帐穹庐人醉,星影要摇欲坠”,还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都不过是边塞所见所历的白描,作者本身并没有倾注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类作品的张力无法与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同日而语。不过,纳兰的边塞词当中那种漂泊的诗意的自我放逐感的确是其独擅。比如该篇的结尾“古今幽恨几时平”,极写出塞远行的清苦和古今幽恨,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而是纳兰对浩渺的宇宙,纷繁的人生以及无常的世事的独特感悟,虽可能囿于一己,然而其情不胜真诚,其感不胜拳挚。
历史原因与环境原因以及词人自身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一曲边塞苍歌。全词除结句外,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纳兰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虽然作者一直未曾直接抒发要表达的情感,但人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出作者的感受。“吹断”二字写尽了北国秋冬之险恶,“若为情”的发问中带出了作者对到任的迷茫与不安。环境险恶,前途未卜,纳兰胸中风起云涌:怀古之心,恋乡之情,忧虑之思,纷纷扰扰难以平静。此时边关的云烟、堡垒、落日均染上了情绪的色彩。整个边关不再是唐人笔下的雄浑、苍凉、悲壮,取而代之的是满目萧瑟的冷清与破败。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李白《南流夜郎寄内》诗道:“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这是李白在盼望安陆妻子许氏的来信。“离居”和盼“豫章书”,都足以说明李白已经不是在途中流走了,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地址了。这首诗的标题中的“南流夜郎”和诗句中的“夜郎天外”说明这个固定的地点,只能是夜郎。首句中的“怨”字,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悲愤不平。次句言自己身在天外,妻子音信杳疏。最后写北飞的大雁都没有了,仍没有等到妻子的书信。
可知宗氏在白上流途后仍然留在江西,宗璟又何能不陪姊而随李白?“南流”,更可知其不是溯江西去而是向南。时正是在乾元二年春天,按《大唐诏令集》卷八四《以春令减降囚徒制》:“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全免”之下有注曰“乾元二年二月”可知,李白正是依此诏免流,时正在洞庭舟中,还没有得闻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