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首小诗，必须反复吟味，才会觉得意趣深长。
这首诗描绘了山间夜晚的山泉美景，表现了山的寂静和生机。整首诗用以动衬静的方式来写。
这幅幽静的山泉夜景，在诗人笔下充满了活力，一石一水，生气勃勃，情趣盎然。“山白鸟忽鸣”，应是从王维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化出，一轮明月破云而出，把山岭照得白皑皑，而月光照进鸟巢，使鸟儿惊诧，鸣叫起来。清静的山丘传来鸟叫，更显幽美。次句既所所感，也点明秋天的时令。霜天月夜，石块单是看都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仿佛秋霜都要冷得凝结了，暗地里还是照应一个“白”字。最后二句，写皎洁的月光照在清泉上，那泉水浸染上明月的白色，仿佛净化了，顿时变成一溪白雪。诗人笔下的山、鸟、石、泉，在优美的月色下，融成一幅绝色的图画：幽静，清冷，空明，爽洁。正是这是白色的基调，渲染了清冷幽静的气氛。
诗题为《夜泉》，主要写的却是对月色中的山水景物的感觉。“山白”是山在月光沐浴下呈现的色调。一声鸟鸣划破寂静，反而更衬托出寂静，正像王籍所描绘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山白而鸟忽鸣，不管两者有无联系，总让人联想到王维的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没写月，但诗人已向我们暗示了月光，下面的景色都由此而生。
“石冷霜欲结”，表现出视觉引起的对触觉的联想。清幽的月色洒在石头上泛起一片冷光，青白青白的像是要凝作霜花。这一句写得非常虚，由月色在石上的反光产生冷的感觉，同时又由冷和白色幻化出霜的想像，作者在此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人置身于朗月的清辉中，山看上去是白的，石也泛着冷光像要结霜，而石下的泉水呢，被月华映照，银光闪烁，简直像是一片雪。古人写夜泉的诗句很多，因为是在夜里，一般都用听觉来表现它，写它的淙淙流声。而本诗的作者却独从视觉来表现它，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雪的比喻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暗应上文的“冷”、“霜”，承接十分自然，作者的心思绵密由此可见。
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别集》、《古今词综》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余别集》还注云：“一作春怀”。由此看来，这些恐均非原题，是后人据词作内容添加的；此外，“春怀”与“离情”确也概括了词作的主要内容。从词作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首词当写于词人婚后不久，夫妻小别，李清照独居时。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开首三句，词人放眼室外，由春景落笔。但见初春时节，春风化雨，和暖怡人，大地复苏，嫩柳初长，如媚眼微开，艳梅盛开，似香腮红透，到处是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词人前期生活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以其独具的才情、细腻的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悟、强烈的关注，常有出人意表之想。表现在词作里，就是经常慧心独照，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暖日晴风”似还不足以表达春天到来的特征，而紧接以“柳眼梅腮”（此句历来被称为“易安奇句”），则使到来的春天更直接、更形象。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一诗中有“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苏轼在《水龙吟》词中描绘柳叶情状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看来女词人受此启发，抓住两个极具特点的事物，写出春天的生机。第三句的“已觉春心动”，从语意上看，是对春天来临总的概括，实亦是自己怀春之情已动之流露。词人游春、赏春，目睹良辰美景，必有所思，这句也暗启后二句词人所抒发的情思：“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女词人的细腻、敏感的思绪与感悟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大好春光，自然便联想到自己独处深闺，孤栖寂寞，这与往日和丈夫赵明诚一齐把玩金石，烹茗煮酒，赏析诗文的温馨气氛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谁与共”，道出此刻词人内心的苦涩。紧接着词人用一个细节来进一步形容自己内心的苦涩，泪水流淌，脸庞上的香粉为之消融，心情沉重以致觉得头上戴的花钿也是沉甸甸的。
词作的下片，词人以细微的笔触，紧承上片末句，着重刻画自己具体的闺中寂寞生活。“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春暖天晴，春装初试，然而词人却足不出户，去观赏那美好的春景，却斜倚在山枕上，以致把精美的钗头凤给压坏了。“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不出户观赏春景，是因怕良辰美景触引伤感之情，二是表明其心境郁闷，慵懒至极。一个“斜”字，也暗示词人慵懒、无精打采。末二句：“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愁本无形，却言“抱”，可见此愁对其来说有多“浓”，多重，更何况是“独抱”，此情更是难堪。“无好梦”，是说现实很寂寞无聊，想在梦中去寻求慰藉，但却始终无法进入梦乡，直至夜阑人静之时，仍剪弄灯花，以排遣愁怀。“犹”字写活了词人百无聊赖的情态。此外，剪弄灯火，古时妇女常藉以卜数夫君之归期。这两句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看似毫不经意，如叙写生活本身，实是几经苦炼，没有生活经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写就的。清词论家贺裳评这两句为“入神之句”（《皱水轩词筌》）。
全词从白天写到夜晚，刻画出一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刻骨铭心地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