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写诗人初秋夜晚的一段愁思。

　　首联写愁思产生的环境。访客已经离去，池水涨平了栏槛，知了停止噪鸣，清露挂满树枝，好一幅水亭秋夜的清凉图景！但是，诗句的胜处不光在于写景真切，它还细致地传达出诗人心理感受的微妙变化。如“客去”与“波平槛”，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叙述呢？细细推敲，大有道理。大凡人在热闹之中，是不会去注意夜晚池塘涨水这类细节的。只有当客人告退、孤身独坐时，才会突然发现：哟，怎么不知不觉间面前的水波已涨得这么高了！同样，鸣蝉与滴露也是生活里的常事，也只有在陡然清静下来心绪无聊时，才会觉察到现象的变化。所以，这联写景实际上反映了诗人由闹至静后的特殊心境，为引起愁思作了铺垫。

　　第二联开始，诗人的笔触由“凉”转入“思”。永怀，即长想。此节，此刻。移时，历时、经时。诗人的身影久久倚立在水亭栏柱之间，他凝神长想，思潮起伏。读者虽还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但已经感染到那种愁思绵绵的悲凉情味。

　　诗篇后半进入所思的内容。北斗星，因为它屹立天极，众星围绕转动，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这里指皇帝驻居的京城长安。怀春，即怀年，两年。南陵，今安徽繁昌县，唐时属宣州。寓，托。两句意思是：离开长安已有两个年头，滞留远方未归；而托去南陵传信的使者，又迟迟不带回期待的消息。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怪乎诗人要产生被弃置天涯、零丁无告的感觉，屡屡借梦境占卜吉凶，甚至猜疑所联系的对方有了新结识的朋友而不念旧交了。由于写作背景难以考定，诗中所叙情事不很了了。但我们知道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在朝只做过短短两任小官，其余时间都漂泊异乡，寄人幕下。这首诗大约写在又一次飘零途中，缅怀长安而不得归，寻找新的出路又没有结果，素抱难展，托身无地，只有归结于悲愁抑郁的情思。“凉思”一题，语意双关：既指“思”由“凉”生，也意味着思绪悲凉。按照这样的理解，“凉”和“思”又是通篇融贯为一体的。

　　此诗抒情采用直写胸臆的方式，不象作者一般诗作那样婉曲见意，但倾吐胸怀仍有宛转含蓄之处，并非一泻无余。语言风格疏郎清淡，不假雕饰，也有别于李商隐一贯的精工典丽的作风，正适合于表现那种凄冷萧瑟的情怀。大作家善于随物赋形，不受一种固定风格的拘限，于此可见一斑。

　　诗人于奉旨使金，被羁不归。后在北方安了家，做了大官，但是，身在金邦心在宋，内心并没有忘却故国。最后还由于他暗中策划南归，事情败露，与全家一起被杀。因此，在他生前，思念故国之情经常流露在笔端。此诗以三月塞北刚吹起春风，而江南已水绿花落，寓诗人对江南春色的眷恋。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按日历看，阴历三月已经到了暮春的季节。在江南，春耕的工作早已干得热火朝天。但这里，北方洹水带，黄土地上，现在才开始春耕。别看是三月了，但春寒仍浓，只不过偶而从南方吹来几阵报信的春风罢了。这里根本不能同春意盎然的江南相比。

　　“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在诗人思潮起伏的脑海里，只能凭着向往，凭着回忆描绘出江南此时的春景。风和日丽，满江清澈的流水。两岸的桃花已谢，落下的花瓣飘流在水面。水面上游过来一群鸭子，它们一面嬉戏，一面追逐流动的花瓣，嘎嘎的声音热闹非凡。后二句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起初以扬州为行在，后又定都杭州，称临安。诗中“东吴”语，双管齐下，兼寓思乡和思君之情，言外之旨甚明。

　　此诗描述南北气候的悬殊，留露出对故国江南的怀念。作者在两宋之交风雨与摇之际慨然请命使金，继为金人所用，终为金人杀害，其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确实很复杂，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诗画心声”，其难以言状的微妙心态跃然纸上。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