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开篇就是一声沉重的悲叹：“行不得！”呼出了此词的主旨，也为全词奠定了悲怆沉郁的基调。
接下来，作者蕴足笔力，不惜篇幅，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严冬，腐叶霉烂、繁霜遍地的原野上，僵直地挺立着一片光秃秃的树干。枯死的树枝半折半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几声战马的嘶鸣远远地传来，那里有一片黑黝黝的山，一轮黯淡无光的月亮和几只从月亮下边飞越关山的大雁的黑影……明的是月、是霜，暗的是土地、是关山、是大雁，明晦相间，错综有致，何等萧杀、苍浑的一副水墨画。“黦地衰扬愁折"，是写近景，作者工笔细画,，连地上的霉斑，树上的折枝都清晰可辨。
“雁飞关月黑” 是写远景，作者则用写意笔法，城关、月色及飞雁均以“黑”字概括，浑然一片。这种处理方法，使画面真实而又深远。“雁飞”一词尤为“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整个画面开始浮动起来，透出生气。“霜裂马声寒特特” 一句，是作者故意配置的画外音，很好地烘托了画面的气氛，使读者见其景并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是，作者这段文字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写景，每一笔“景”都饱浸着“情”。作者看到的是“衰扬愁折”，听到的是“马声寒特特”，一“愁”一“寒”，分明是作者主观感受的外现。“雁飞关月黑”有客观的成分，但以作者的主观色彩为多。情景交融，物我两契，使得读者感受到作者那颗悲凉、沉痛的心，仿佛同样置身于一种阴森寒冷、满目凄然的境界里。
词的下片开始抒写羁旅游子欲行不得之时对亲友故人的思念。“目断浮云西北”，表现了作者登高远望的情态。关心阻隔路途迢迢，浓重的浮云将作者的视线遮断了。“断” 字意味深长，越发突出了词人形单影只的感觉。这样，“不忍思君颜色”一句自然地流贯出来。“君”是三首词共同围绕的中心。从羁旅之思论，当指故友亲朋，而谒金门实际上，它有着更深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它是作者伤悼、依恋的清王朝的象征。结尾两句，作者把思绪收拢回来，回到对自身的伤怜上：“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客”与“故国”都以双关出现。今昔之慨，悲痛之音在重峰迭岭中回荡，产生了悠悠不尽的韵味。
本诗作者以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不加雕琢和粉饰，写其乘坐篷船夜过鉴湖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诗人用极淡的笔墨，写出了鉴湖极美的云水本色。
首二句写在船中的诗人伸手推开篷顶四面一望，只见四野天水相连，茫茫无垠。自己乘坐的这只船设备简陋，那“饱风”的“蒲帆”推动着轻巧的船身飞速地前进着。“推篷”二字说明船身低矮，一伸手就能推开顶篷，动作情态活现；“蒲帆”二字说明船的设备简陋、船身轻巧；“饱风”二字把船帆拟人化，描绘帆承风鼓起的形象，可以想见船行速度极快。这三个词用得准确精当，十分传神。
末二句写小船离湖岸已经不远了，岸边的山也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作者的视线之内。再一细看，“山际”白云缭绕，“云际”明月高挂；风吹云移，山峦起伏，月色时明时暗，天地晦明不定，如真如幻，鉴湖清幽多变的夜景，令人心旷神怡。如箭的“蒲帆”继续飞驰，子规鸟的啼声刺破夜空，传人作者耳鼓。这迹象说明船距岸更近了，天也快亮了。作者循声仰视，原来子规鸟隐藏在白云深处，在朦胧的夜色中可闻而不可见。
全诗多层次地勾画出鉴湖月夜扬帆的情景。“水连空”的湖面、“饱风”的“蒲帆”，起伏的群山、浮动的白云，出没于云海的明月以及云际传来的子规啼声，这一切构成一个“真中有幻、动中有静、寂处有音、冷处有神”的立体空间。整个画面形象犹如放电影，随着“蒲帆”的移动而变换，既有可触性，又有流动感。
全诗二十八字中，“际”字和“白云”二字各两现。文字的复出，造成回环的声韵、轻快的节奏，从而增强了诗的音乐美。
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启示
这则寓言故事由卖酒的浅显事物而推论出治国的高深道理，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权奸，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挟持了君主，使他们听不见治国的良策，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要得国之昌盛，就要“清君侧”、除恶狗。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评价
狗恶与酒酸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在韩非的笔下，两者竟奇妙而理所当客地发生了关及。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章条理的谨严和严密的逻辑性。
文章开头这样来形容卖酒的店家：“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一连四句排比，句法齐整而且每句都用一个“甚”字，极力渲染出酒店各方面的优点。这与下文酒卖不出去而变酸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下子把矛盾推到读者的眼前。确实，对此不仅店主要百思不解，读者也不免急切地等待下文。作者请长者杨倩来解答，但妙的是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了一句似乎离题万里的话：“汝狗猛耶?”突兀如奇峰骤起，显出韩文峻削的本色。经过反复推问后，才落到因为狗凶猛咬人造成无人敢来打酒的因果关系。行文曲折而带锋颖，饶有气势，增强了论辩分析中的折服力。
韩非以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深刻地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和有道之士之间的关系，道人所不能道，生动、精辟，富于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许多看上去孤立存在的没有联系的事物，但却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制约起作用，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便是这则寓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