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
该诗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农户全家总动员插秧的情景;田夫、田妇、大儿、小儿各有分工,拔秧、抛秧、接秧、插秧,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前四句,纯用描写手法,极富表现力。后四句宛若一组特写镜头,绘形绘声。全诗写得新、奇、快、恬,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风格。
由于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插稻秧,所以作者也不怠慢,开篇便动手“插”了起来:“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这分工何等明确,何等精细。拔秧活轻,小儿干,接秧也轻,田妇干;比较起来,抛秧插秧活重,田夫和大儿干。“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束雨中飞舞的情态。只两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
三、四两句进一步点明雨中抢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否则,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以“兜鍪”和“甲”分别比喻“笠”和“蓑”,充溢着一股火药味儿,正暗示抢插稻苗无异一场紧张的战斗。
五、六两句“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前句是个无主兼语句,“唤”的主语没有写出,按诗意应是位老妪或老翁。后句是个无主连动句,按诗意,主语应是“大儿”,还极可能包括完成了本职活茬的田夫、田妇和小儿。一家人干活绝无唱过一口便袖手看戏的道理。老人来叫他们吃早饭,(抢插何其早,自在其中),让他们歇那么小小一会儿,却无人动作,无人答话,似乎对田埂上的呼唤置若罔闻,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也没有。不如此,便写不出抢插的紧张程度。
结句“秧根未稳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似乎是田夫对送饭老人的回答:“您瞧这稻苗还不栽稳,再说这块田还没插完,您把饭放这儿,我们呆会儿就吃,您得赶紧回去照看好那帮鸡鸭鹅们,它们要来到田里,可就糟了。”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