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该词是以艳体形式出现的爱情词，题为《有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因为苏轼对所叙写的情事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明眼人方能洞悉其中奥妙，“有感”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己。苏轼运用了代言体写法，通篇作张生口吻，即从男方着笔来写，所述情、景、事，一一从这一人物的心中、眼中及口中道出。
上片着重写张生幽会的隐秘心理。开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同时也是比喻），来描摹张生要与心上人幽会时唯恐被人撞破的心态。接着点明约会之事，“美人”是一种昵称，“西厢”这一词语从《莺莺传》中来，不是偶合，而是暗点“待月西厢下”诗意，是专咏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标志。而后再写暗中摸索前进时一种特有的心理，笔触是极为细致的。
下片写张生幽会与归去时的感觉。前三句写幽会，但字面上仅仅写出对“风”、“月”、“簟纹”及“玉肌”的视觉或触觉感受，即从侧面稍加点染，而将有关情事推到幕后，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很高明的。“三更月到床”一句，也与《莺莺传》中有关描写妙合无间。篇末一句写归去时的感觉，又与《莺莺传》中相关描写如出一辙。
一般说来，词体多偏于抒情，而该词却有着明显的叙事性。在描写方面，尤以大胆、率真、细腻的心理描写取胜。
《浣溪沙·舟逐清溪弯复弯》是首写山水风景的小词，流露出一种《人间词》中难得有的好心情和好兴致。
起句“舟逐清溪弯复弯”是指小舟在清澈曲折的溪水中自由自在地划行。“逐”，强调了舟行之随意，它不是故意做出曲折的姿态，而是随自然弯曲的溪水而行。正如苏轼论文时所说的“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答谢民师书》）。“弯复弯”，与《阮郎归》中“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的用词虽同而给人的感受不同。“川途弯复弯”是强调前途的艰难阻隔，这里却是写船行的自然随意。“垂柳开处见青山”的“开”字用得很好，它既写出了小舟在杨柳稀疏之处忽然发现柳外青山的豁然开朗之感。这两句写的是放舟春游的自然环境，但也同时写出了人在这种环境中所感到的自由和适意。“毵毵绿发覆烟鬟”是进一步描写近处垂柳和远处青山共同组成的画面。这一句实际上有双关的含义，既可以看作是写近景垂柳远景青山的自然风光，也不妨可以看作在写乘舟春游的美人。
“夹岸莺青迟日里”写春暖青开的两岸景色，“归船萧鼓夕阳间”写的是游春之人的萧鼓丝竹之乐。古人说：“四美俱，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王勃《滕王阁序》），王国维自己也说过，“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王国维《晓步》）。大自然的春色提供春色每年都有，而且它如此慷慨地把这美色提供给人间，不分贫富也不论贵贱，只要你有悠闲的心情和审美的悟性，就能够得到尽情的享受。然而，这么简单的两个条件却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萧鼓楼船的达官贵人固然未必真正懂得大自然之美；忧生忧世的诗人则很少有“能狂”的闲暇和“能狂”的兴致。
在《人间词话》里，作者提出了境界说，大大丰富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境界是一个空间。根据构成空间的要素，境界可分为景境（物境）、情景和意境。一般来说，空间的构成是多因素的，但是空间的维度是由要素决定的，景境是一维的，情境是二维的，意境则是三维的。比如说，在景境空间并非纯粹的毫无情感的景物描写，只不过其主要意蕴是表现物和景的。
情境是二维空间，作品所表现的是景（物）和情，景既是情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情的背景，是情的衬托。《人间词》中以情境词为多，其中有表现恋情的，有表现思妇怀远人的，有表现伤感的。无论是哪一类情境词，大多采用以景衬情的手法，表现了圣洁的情境。“清溪弯复弯”表达的就是有我之境。作者平素难得欣赏这样的闲适美景，休养的时候身入其境了，所以作者在尽情地欣赏美景。“一生难得是春闲” 正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作者对当前的美景是无限珍惜的，词中表现的景是优美的，情是深沉的。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送别是古代人生活中的常事，故而也成了古诗中屡写不衰的题材。唐诗中的送别诗汗牛充栋，但这首诗却能翻出新意，别具一格。
前两句出语平实，写出了深情的人常常都有的共同人生感受；后两句别出心裁，以石尤风的典故写出殷勤挽留的场面，表达对朋友依依不舍的深情。全诗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一方要告别远行，一方是执意挽留。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在唐诗中也是常见的一种题材。不过，要在这种常见的生活中，在这种已经被人写熟了的题材中，再发掘、再创造出一点新意，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前期，即后会之期，他日重逢之期。这在一般送别、留别的诗歌中，往往是放到后面写。比如：“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唯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王昌龄《送吴十九往沅陵》）但是，司空曙的这首诗别具一格。“知有前期在”，发端便将后事说出，而且说得如此肯定、明确，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突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诗人这样说，当然也自有其妙处。本来“后会有期”，对于分别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可是诗人将它翻到前面，放在一个次要的、陪衬的位置上，那意思是说纵然知道后会有期，然而此夜之别，还是难分难舍。正是“欲别心不忍，临行情更亲”（李白《江夏送张丞》），这样一退一进、欲擒故纵的笔法，不仅将难分之情表现得更为感人，而且这么一口说出后事，一步到底的办法，也就逼得对方毫无回旋余地，只能被这种“最人情”之言所压倒。所以这一二两句既强调了“难分”，更为“留”字在感情和气氛上创造了优势。
在结构上，此诗不像多数送别诗那样，先写别情，最后说到后会有期。如孟浩然《过故人庄》，到最后才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诗将“后会之期”置于篇首。造成一种突兀奇崛之势，并着重写此夜的殷勤挽留，重在写透一点：即今夜的不舍。
全诗描写了诗人对友人卢秦卿的怀念与不舍之情，字里行间将自己和友人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