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访友诗。诗文首联的散文句式，既有叙述二人交谊的作用，又真切地传达了作者睽违十年再见朋友的感慨。中间两联，一说理，写景，而景理交织，不仅以劝慰来表达作者对朋友的关心，更以“自深浅”之“自”，在主张和光同尘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内心仍然坚持的拒绝世俗、高洁自守的生活态度。尾联对首联的回应，起到了首尾呼应的作用，则使诗篇有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就像作者向朋友谈心，虽然谈到的是很深刻的生活哲理，读来却很亲切。
首联直言对老友的印象，黄庭坚和子真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同登第三甲进士第，至今已整整十年，故称“十年不见”。“犹如此”这三个字语词平平而含蕴丰富，既是与友人阔别重逢的总体感受，也是对他不改昔日思想品格的真实写照，而不光指外表形貌。第二句进而揭示“犹如此”的内蕴。诗人未曾感到子真因没升官而长吁短叹。这就生动地刻画了子真的秉性耿介和不阿附权贵。开首两句仿佛脱口而出，可见二人相会时思想感情的融治。
颔联言子真“滞留“的原因，并委婉劝导友人。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白璧明珠”本《史记・邹阳列传》：“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诗中比说子真的美行高材像白璧、明珠一样莹洁，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嫉恨，难免使人按剑而视。诗人劝说子真：您看，浑浊的叹水和澄清的渭水不是合流了？合流后清浊界线依然分明，您不妨随和些。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愤，是山谷诗中常见的题材内容。这里诗人一方面赞美友人的品格清高，另一方面却又劝以随和同流，看来是要子真稍稍收敛锋芒，适应环境，免遭小人的暗算，等待“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机，而非劝他去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怕也是庭坚专程造访的用心之一。
颈联宕开笔锋，描写河上相会的美景。“自深浅”和“相应酬”相对，见出诗人观察景物的细致和用字的精确，因为晴天百花争艳，深与浅、明与暗的颜色对比十分强烈：而和风拂煦，群鸟鸣啭，此伏彼起，确也似我唱你和，赛比歌喉。生机盎然的初春景色，烘托出友人聚会的欢快心情。
尾联极写两人谈笑饮酒之乐。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此时此地，初春良辰，花香鸟语，重逢赏心，谈笑欢悦，恰正四者兼并。酒以助兴，自非庸俗之物，对着老友尽情而乐，哪有说愁道恨之处呢！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首句用重彩描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的秋景图，次句渲染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后两句抒情，表现女主人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写尽了她未来日子的苦难。
首句“红叶醉秋色”五字，用重彩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秋色正浓的画面。那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令人心醉神驰。“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描写秋色的名句，然“红叶醉秋色”的境界，却也别具韵味。诗人用一“醉”字，把“红叶”与“秋色”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秋色具体可感，描绘了一幅美丽绚烂的秋景图。用字精炼，以少总多。
“碧溪弹夜弦”，也写得情韵萦绕，优美动人。白昼消逝，夜幕降临，枫林隐去，碧蓝澄澈的溪水，潺潺流动，宛然在弹奏一支乐曲，如泣如诉，打破了这也的寂静。夜色如水，不可能不动人情思。这里，“碧”是个诉诸视觉的颜色字。在一般的夜晚，是无法分辨水色的。只有凭借天空的明月，身临溪畔的人，才有可能见得真实，辨得清楚。“弹”字下得也很妙。它不仅写出溪流富有音乐般的诗韵，而且以动衬静，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色，烘托得更加幽深。诗虽未写月，却自有一轮明月朗照；未写人，却有一个少女的倩影徘徊溪畔；未写情，却有一缕悲哀寂寞的情丝，从“夜弦”的曲调中轻轻流出，如泣如诉，萦回耳际。这种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写法，笔墨精当，含蕴丰富，营造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
最后两句抒情。主人公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那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心爱的人儿再也不会和自己共度美好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的只能是那漫长的凄风苦雨、度日如年的生活。这两句直言不讳地把这位徘徊于月下溪畔的女子内心的秘密，和盘托出。原来她是位失恋的女子，曾有过幸福的爱情，而此时，“佳期”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位多情女子还像过去一样热恋着爱人。在枫叶如醉、碧溪夜月的环境中，她徘徊着，回忆着，祈望着，等待着，从原野来到溪边，从白天直至深夜。可是，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佳期不可再”，寥寥五字，把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她想：“今后的生活又将如何呢？”回答是：“风雨杳如年。”风雨如晦，度日如年，未来的日子是渺茫、悲凉、凄迷的。如果把这里的“风雨”理解为社会“风雨”的话，那么这诗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了。
这首诗语短情深，措辞委婉而造语清丽。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意象，渲染了一种迷离愁苦的诗境。诗中以景衬情，情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