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在《阳春白雪》、《翰墨大全》、《花草粹编》等书中皆列入无名氏之作。唯《历代诗余》、《词林万选》题作黄公绍,唐圭璋先生认为此乃失考所致。这首词是思归怀人之作。它之所以由无名氏经过辗转而堂皇地列在著名词人的名下,说明它曾流传很广,并且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
“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社日是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分春社与秋社,《统天万年历》云:“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这里指春社。每逢社日,妇女有停针线的习惯,《墨庄漫录》云:“唐宋妇人社日不用针线,谓之忌作。”张籍诗亦云:“今朝社日停针线”,此即诗人所本。诗人一开始就着意于远方的爱妻:在这社日来临,百无聊赖之际,她一定会因思念异乡的丈夫而愁绪万端。由于诗人用春燕的成双反衬夫妻的分离,所以,不用细致的描写,一个忧伤憔悴的思妇的形象便如在目前。“年年”二字下得尤其沉痛,它暗示读者,这对不幸的情侣已经历了长期的别离,今日的忧伤只不过是往昔的延续罢了!
“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此三句写诗人自身的寂寞,因和意中人凄凉的处境遥相呼应,更显得沉着动人。春日已过大半,自己却仍在乱山深处、溪桥之畔淹留,固守离愁之苦。“乱”字包含了诗人全部的况味,它既意味着身世的孤独,又象征着离愁的紊乱和深重。这样,词中的“乱山”就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是惹起诗人愁思的情感化的产物,它的沉重与凄凉,使我们自然联想到词人精神上的压抑。
“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这两句的意思是:春衣已破,谁为补缀?想到此,不由得泪洒春衫。此处看似俚俗,实为诗人的卓越之处。因为词人表达相思之苦,一般不外乎两种情形,或以物喻愁,或直抒胸臆,诗人抛弃了陈旧的套式,从夫妻这一特殊的关系着眼,选择了日常生产中最普通的“针线”情节作为表达情感的契机,这样就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矫饰,正如贺裳所评:“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
“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这四句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写得最精彩的片断。它的高妙之处在于把思念之情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因此显得充沛之至,缠绵之至。从形式上看,它很像晁补之的《忆少年》起句:“无穷官柳,无情画轲,无根行客,”排句连蝉直下,给人以气势非凡之感。从意境上看,它更接近李商隐的诗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的韵味:当红日西沉,诗人解鞍归来,虽有鲜花,却无人佩戴,以酒浇愁,又无人把盏,醉后更无人照管。这是无比凄楚的情景。于此,诗人的情感恣肆了,笔调放纵了,但读来并不会使人产生轻薄之感,此中奥秘,正如陈廷焯所说:“不是风流放荡,只是一腔血泪耳。”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