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诗人写自己身处暗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通篇夹叙夹议，评论时事，陈述怀抱，满篇韵味，生动感人。
诗的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开头七字，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有三件东西：借以泻愁的酒瓮，借以抒愤、寄情的琴和书，诗人是十分贫寒、孤独的。可是诗人对这种贫苦生活所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熟谙时事乐于贫”。原来他“乐于贫”乃是因为对当时晚唐社会的昏暗社会现实非常熟悉。“熟谙”一词，总括了诗人“年年名路漫辛勤，襟袖空多马上尘”（《感秋》）的长期不幸遭遇；也暗示出上句“病身”是如何造成的。“乐于贫”的“乐”字，表现了诗人的耿直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样正直、高尚的人，不能“乐于”为国施展才华，而只能“乐于贫”，这是统治者造成的真正悲剧。
紧接着，诗人进一步表明“乐于贫”的心迹：“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意思是说：我宁愿安守穷途，做天地间一个隐逸诗人；决不愿获取俸禄，当人间的庸俗官吏。这一联警句，上下对仗，一取一舍，泾渭分明，坚定有力，震慑人心。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冰清玉洁的品格。
诗人说宁愿作“闲吟客”，第五句对“吟”什么作了回答：“诗旨未能忘救物”。诗人困于蒿莱，也不消极避世，而是始终不忘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的诗多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见李处士》），表现出一片救物济世的热情。正因为他的诗“多主箴刺”，而不能为世所容，以致“众怒欲杀之”（见《唐才子传》）。故诗的第六句深深慨叹：“世情奈值不容真！”真，指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不容真”三字，深刻地揭露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社会。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和高峰。诗人单刀直入，揭示了志士仁人和黑暗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诗的最后两句，以苍凉悲愤的语调作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一生怀才不遇，壮士莫酬，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诗人说：“吾唐”虽大，却没有正直之士容身之地，我只好遁身世外，做个隐逸之人。在《离骚》中，屈原也是掩泪叹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诗结尾两句和《离骚》的卒章同样感人。诗中刻画了诗人白发满鬓、愁容满面、仰天长啸、老泪纵横的形象。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议而不空，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议论中又饱和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惠洪《冷斋夜话》），充满着悲切和激情。在谋篇布局上构思精巧，结构层层推演，环环相扣，步步进入：首联“乐于贫”，带出颔联“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颔联“闲吟客”带出颈联“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颈联“不容真”，带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又与开头“酒瓮琴书伴病身”相呼应，浑然一体。随着层次的推进，诗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诗人感情的波涛，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步推向高峰；诗的主旨也一步一步开拓、深化。此诗的意境转过一层又一层，愈来愈入佳境。
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其志向的题壁诗《锵东游题壁二首》。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他认为其中第二首诗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抱负，便稍作修改后存留着自勉。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效法的榜样，西乡隆盛的著名事迹也流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条件下，少年毛泽东或者是从书籍报刊上，或者是直接从留学东洋的教师那里，读到了西乡隆盛版本的这首述志诗。之后，他坚持要离家前往湘乡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与固执守旧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他改动了这首诗的几个字，而后呈给父亲。
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从中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这是一首典型的言志诗。
起首两句所表述的诗意，思想鲜明、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用“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绝唱，表明了他求学的坚决、志向的高远。
后两句将上述诗意向更深的意境进行挖掘，动用先否定、后肯定的手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死后尸骨何必非要归故里，人生行至何地自有青山随的诗意。从诗句中，自然而然地发出寓意深远的感叹，从而受到启迪。
全诗通俗易懂，平仄押韵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巧借古今中外经典词句，变为自己明志之诗句，简洁而不简单，通俗不失大雅，是毛泽东心态、 志向的真实流露。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 倔强、 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的讽刺与激愤，同时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仕途的高不可攀的无奈与悲哀之情。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