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二月还未开始养蚕,就已成为抵债之物;五月谷未成熟,新谷已忍痛卖出。
这是用刀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
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的烛火。
不照那豪华筵席,只照灾民空屋。
注释
粜:出卖谷物。
眼前疮:指眼前的困难,眼前的痛苦。
剜却:挖掉,用刀挖除。
心头肉:身体的关键部位,这里喻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果实。
绮罗:贵重的丝织品。这里指穿绫罗绸缎的人。
筵:宴席。
逃亡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不详。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咏田家》。
这首套曲可以说是一颗风姿独特的奇葩,它以诙谐风趣的语言,以生动传神的细节,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在借马这一过程中的行为、思想、语言,塑造了一个爱马如命、既悭吝又憨厚的人物形象。
全曲描写的是一个借马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借马的场景。这人买了匹好马,便惜马如命,百般爱护。偏有那“不晓事”的人来借马,这便如同要掏他的心窝一般。他实不愿把马借给他人,但又怕伤了朋友脸面,于是他内心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钻心的刺痛。这些都通过他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地向借马人叮嘱关于养马、骑马的注意事项表现了出来。马还在身边,却预想到马被人借走后,他倚门等待马归来的情景,以至于“柔肠寸断”,“两泪双垂”。这个细节十分夸张,也极具幽默效果,把人物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最后反复用“没道理”“忒下的”,进一步刻划马主人吝啬的心态。此曲诙谐滑稽,充满喜剧色彩。作者刻画人物用的是漫画笔法,但同时又是精雕细刻,曲中的喜剧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产生很好的喜剧效果。
喜剧效果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故意夸大、强化所表现对象的某些特征,使它与人们通常模式、生活情理构成鲜明的反差。如写马主人爱马如痴,突出他对马的超乎常情的爱怜。马的职能本来就是代人助步的,但主人却要“微有些辛勤便下骑”,宁愿自己走路绝不加重马的负担。朋友间借马一用,本属生活中正常现象,可主人却视为大逆不道,不仅给人当面难看,而且指桑骂槐,出言不逊。马要被人借走,却像生离死别一样,反反复复的絮道,不厌其烦的叮咛嘱告,那份哀伤、悲痛、珠泪双垂的样子,真像死了亲朋故友一般。这些过分、夸张的描写,无疑是超越常规、不合理的。当人们用通常的行为规范、生活情理来衡量时,都会察觉出这位马主人的迂腐。他的痴呆,他的反常滑稽、诙谐、可笑,构成了这套曲子的喜剧风格。
对于借马者,除了马主人在心里骂他之外,别无描写。但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矛盾是他引起的,马主人的那么多嘱咐是对他说的,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种种表情,他是亲眼看见的。因而越到后来,读者越关心这个人物。他最后是否牵走了马,作者没有写,这就更激起了读者的无穷想象。
这首套曲是马致远散曲中的杰作。它不仅在题材方面突破了散曲言情写景的局限,具有开拓之功,更主要的是在创作艺术方面作出了贡献。这就是用第一人称代言体,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细节描写,有旁白、背唱,通过马主人的语言、心理活动和神态、行动等等。从多方面去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诙谐幽默。既入情入理,又风趣而真实可信。
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