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二月还未开始养蚕,就已成为抵债之物;五月谷未成熟,新谷已忍痛卖出。
这是用刀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
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的烛火。
不照那豪华筵席,只照灾民空屋。
注释
粜:出卖谷物。
眼前疮:指眼前的困难,眼前的痛苦。
剜却:挖掉,用刀挖除。
心头肉:身体的关键部位,这里喻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果实。
绮罗:贵重的丝织品。这里指穿绫罗绸缎的人。
筵:宴席。
逃亡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不详。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咏田家》。
《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
这首词是柳永年轻时在长安为与其相知的汴京妓女所作,代歌妓抒写被遗弃的痛苦,表现词人对歌妓命运的同情。全词运用直接抒情的手法,语言明白如话。
开端两句是说:又是一个无眠的夜,主人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想起自己的风尘生涯,不由得暗暗伤心,潸然泪下。感慨自己的一生似乎总在歌舞欢笑中度过,可最终只落得凄凉满怀。接着她想起过去与意中人一起度过的无数良宵,风清月朗的好景良天,深闺中的温情蜜意,不能一下子就忘记。可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而是和另一位佳人去欢度良宵了。
过拍两句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往往一去就音信皆无,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但自己仍这样苦恋着他。现在想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苦苦地迷恋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结末,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对情人的思念和猜测,反复思量他的万千柔情,猜测他也许遇到了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回到自己身边,也许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心转意,最终能和自己长相守呢。
这首词所写的多情歌妓,如同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等词中的形象,她对情人思念到不管对方感情如何也不改变自己思情的程度。此词没有用任何景物来烘托歌妓的痛苦心情,而是直接抒情,语言也明白如话,但把歌妓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很细腻。特别是结尾三句,生动地揭示了歌女的内心世界。那位“动是经年去”的王孙,对她的感情未必真的有多深厚,说不定只是一般的逢场作戏,但在这位歌妓看来,那却是万种千般的情分,值得她牵肠挂肚,反复回味。这种现象,与其说她多么多情,不如说她不由自主的不幸命运。沦落风尘的女子与仕途失意的文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最容易产生惺惺惜惺惺之感。这首词可以看作词人对歌妓的理解和同情,但也可以看作他自己的心声。“一生赢得是凄凉”,不止是歌女的感叹,也是柳永的心声,将这首词理解为男性词人的口气,也未尝不可。
第一章诗人借曲江秋季萧瑟,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忧伤。首句“曲江萧条秋气高”,写诗人秋游曲江,曲江一派萧条冷落景象。次句“菱荷枯折随风涛”,写秋风瑟瑟,菱荷残枝败叶在水面随风不停摇曳。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诗中以景起兴,曲江秋气感人,诗人不免有年衰之叹。第三句“游子空嗟垂二毛”,写诗人宦旅京华,郁郁不得志,年纪将老而功名无成,面临秋色寂寥的曲江,诗人感慨万千。末二句“白石素沙亦自荡,哀鸿独叫求其曹”写曲江水下白石、素沙,在流水中摇荡不定;孤独的鸿雁悲哀鸣叫,仿佛是在寻求它的伴侣。诗中以此作比,暗喻诗人落魄孤零之况,烘托了诗人失意寂寞的心情。
第二章写诗人放歌解忧。语似旷达,实为悲愤之词。首句“即事非今亦非古”,诗人根据眼前情事即兴吟咏,此诗以五句成篇,似为古体诗;而以七言成句,又似今体诗。这种七言五句的格式,系杜甫自创体,所以说“非今亦非古”。次句“长歌激越捎林莽”,长歌指此诗三章相连,“连章迭歌”;诗人引吭高歌,声动草木,“足以一抒胸臆”。(《杜诗详注》)第三句“比屋豪华固难数”,曲江一带豪华宅第,难以胜数。这一句措词平淡,却意味深长,写景中隐隐流露出一种忧愤之感。末二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庄子·庚桑楚》:“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杜甫化用以表达自己愤懑不平的心情,说“甘作”正表明诗人并未“心似灰”,实质上仍是不甘心。诗人奉劝弟侄不必为他仕途失意而伤心流泪。诗人满腹忧情,却以劝慰他人之语写出,语似达观,更显凄楚悲愤。
第三章写诗人仕途无望,意欲归隐,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心情。首句“自断此生休问天”,诗人怀才不遇,认为此生仕途无望,不必去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杜甫有诗说:“南山豆苗早荒秽。”(《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两句写诗人打算回祖籍隐居度晚年。曲江宅第豪华,却非故园。诗人意欲归隐,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和浓重的思乡愁怀。末两句“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写诗人欲学汉朝名将李广射虎于南山,以终残年。《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贬为庶人,家居数岁,尝于蓝田南山中射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一也”。“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杜甫本善骑射,多年前游齐赵、梁宋时曾“呼鹰”、“逐兽”,所以有此联想。蓝田与杜曲相距不远,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李广尚能“自射”,而己只能“看射”,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跃然纸上。此诗章法独特,前三句连韵作一顿,为杜甫自创的“连章体”。
这三首诗层次井然,首尾相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诗人感情深沉而忧伤,悲愤之情融于全诗。诗中情景相生,比兴兼具,沉郁含蓄。
开头两句,以本住南朝京城金陵(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而不意远嫁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女子,比拟自己本为南朝忠贞之臣,却于政局突变中误陷异域,羁留于北朝京城。一“住”一“嫁”,衔接紧凑,出语天然;但,是喜是悲,尚未分明。于是逗起悬念,引人观瞻。
紧接着三四两句,用“泪落”这一饱含激动情态的特有形象,回答并肯定了是悲而非喜的前面悬念;又以“何处天边”的疑问,拓开了绵远而深沉的想象与思念。由“金陵”而至“长安”,地域虽远,但都属于京都大邑,相比于荒漠苦野,犹未见其太大的不幸。申之以“不知何处天边”,就把女子(诗人自己的喻体)身在长安却终日向故乡引颈远望,望眼欲穿,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鲜明地突现于画面。魏晋时期人们有“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见《世说新语·夙惠》)的说法,以“日下”喻京都。这里诗人却反拨为身居京都长安而远望天边故乡,仿佛那遥远而又分明的“天边”,才是真正的“日下”,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引发力。
五六两句,以“胡尘”与“汉月”并举,对仗工整,精警显豁。用一贬意分明的“尘”埃,笼括北方“胡”地;又用一美感鲜朗的“圆” “月”,象征南方的祖国。并进而一呼“应尽”,一盼“更圆”,于委婉中流溢着激越之情,在期望中潜孕着愤慨之意,产生含蓄而又深切的美学效应。
最后两句,以“君”这一为自己热恋苦思之人,象征南方祖国,并表明自己正为祖国而动情歌唱;由于异乎寻常的心情激动,在洒泪悲歌的同时,竟不知不觉地将伴奏的琴弦拨断了。以“断弦”收结,不仅使人目睹其形,亦能令人耳闻其声,还能触发人们的绵缈思绪:弦虽断而弦上之音仍余韵袅袅,回荡空间,萦绕心头,……可谓涵不尽之幽思如在眼前。
此词抒写暮春时节,愁病交加,万般无奈的情景。词中用“吴宫”、“杏梁”等语皆作泛指,其中深含了兴亡之悲,似有深藏的隐忧,空灵含蕴而有味可咀。
空中的愁云仿佛氤氲着水汽,蒙蒙细雨飘洒过后.吴宫里的残花散落了一地。娇美的宫花最经不得风雨,这满地落英让人怜惜不已,以致于连过路的飞燕也学着人的样子紧紧依偎在了花下。
景物之愁加剧了纳兰的苦闷,“人说病宜随月减”,但他却自叹道“恹恹却与春同”,他的疾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好转,反而如这暮春一样萎靡颓丧。拖着病体出得门来,只见蝴蝶飞舞流连,却迟迟不肯离开花丛,但梁上的燕子早已成双成对地飞走了。忍不住对着那空落落的屋梁苦笑一下。
词中“吴宫”、“杏粱”等出于前人辞赋的词语中隐隐藏着莫大的忧虑,其时正是康熙盛世,对时代的兴亡忧患显然不会是纳兰词作的主题,惜时伤春又加身世感伤才更贴合纳兰的风格。他甄选的不过都是些平淡如水的词汇,然而这些词语却偏偏在他的指尖化成一段旋律——为心弦所演奏,曲曲萦绕于耳,终久不绝。
纳兰确实是个风流的才子。但绝对不是个潇洒的文人。他的词,愁心漫溢,句句读来令人心伤,这一首满含兴亡之感的《临江仙》便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