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诜字严卿，开封人，约与苏轼等同时。官做得很大，曾任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但在1079年（元丰二年），曾坐罪，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移颍州安置，直到1086年（元祐元年），才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从该词的“流落归来”、“更添得朱颜老”等句看，此词可能是他官复原位后所作。
这是一首触景抒怀、感慨生平的词。上阕除“回晚照”三字或许寓有一种特殊的、自身的含义外，其余几平全是写景。将近黄昏时，一场小雨刚刚飘洒而过，阳光又从云隙中钻出。虽然只是夕阳回照，但经过雨水冲洗过的后园里的景致却格外清新，一片生机，春意盎然。那被阳光笼罩着的楼台，金翠相耀，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沼塘里，分外美丽；那经过小雨清洗、绽满新芽的杨柳枝，一丝丝地低垂着，在微风的吹拂下，正在轻轻地摇曳；那池塘里无数的荷花，虽未绽开，但花蕊经过雨水的洗涤，就如同女子头上的青钿一般玲珑细巧，十分逗人喜爱。
面对园林内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作者不禁感概万千，触动情怀，联想到了自己一生的官场起落。所以从下阕开始，作者转入抒情了。“似此园林无限好”一句，既总括了上阕的景物描写，又开启了下阕的无限情怀，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当自己“流落归来”，面对园林美好春景，本百感交集，有无限情绪，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反而感到一股莫名的空虚，觉得“心情少”了。一个人悄悄地面对清静的黄昏园林，将人、景、心情三者融成一片，凝在一起，这种静态描写所显示的复杂心情，恐怕并不弱于一种热烈的激情描写。而在这种静谧的环境中，作者面对春光和景物，只牵动了一种情怀，那就是人变老了，揭出了全词的主旨和意蕴。
该词写景抒情，十分清楚。而写景又为抒情服务，使整首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本来万千思绪，一时却反觉“心情少”，最妙。写出了一种空洞迷茫、时光流逝的失落感。全词将盎然的自然景物与黄昏夕阳和作者的衰老心情反衬着写，有着强烈的对比色彩，而全词的题意至末句方才跃出，既总括全词，又有点题之妙。
这首诗的动人处，主要在于贯通全诗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感情和凌厉直前的气概。
诗的开篇写剑之尖利如芒、明亮照眼，诗人从剑起兴，睹物生情，展开联想，拓展慷慨激昂的情怀和杀敌报国的气概。
“铁骑追骁虏，金羁讨黠羌”，写铁骑奔驰，穷追敌寇。“铁骑”，披着铠甲的战马；“金羁”，饰金的马络头。二者互文见义，再加上手中的利剑，使铁骑奔突，喊杀震天，穷追敌寇的激烈的战争场面跃然纸上。“追骁虏”、“讨黠羌”，说明对手也非常厉害，反衬战争的激烈。
“高秋骑九月，胡地早风霜”，写边塞的气候。骑、九月间，一般是秋高气爽之时，但边塞地区却早已是风霜一片，气候严酷恶劣。一个“早”字暗含某种对比，启人想象。这两句语意略移，但实际仍是从侧面来展示战争之严酷。
“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这两句直言自己不惜身死，不仅敢于披肝沥胆，誓死为国效忠，而且要破开肝胆，让人尝味，以验自己的心志。这既是对战争之严酷作最大无畏的回答，更是对自己许身为国的决心和勇气作的表白，出语慷慨壮烈。
全诗语言精炼，笔力雄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特别是“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两句，慷慨壮烈，把诗人渴望建功立业、誓死为国效忠的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因为有了爱情，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辞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
这首《清平乐》情辞真切，将相恋之中人们想见又害怕见面的矛盾心情，一一写出。“风鬟雨鬓”，本是形容妇女在外奔波劳碌，头发散乱的模样，可是后人却更喜欢用这个词去形容女子。女子与他相约时，总是不守时间，不能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但纳兰在词中却并无任何责怪之意，他言辞温柔地写道： “偏是来无准。”虽然女子常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缠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
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这份美好过分短暂。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脸庞，便已逝去。“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与《清平乐》的上片相比，下片的格调昆得哀伤许多，因为往昔的美好回忆过后，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悲凉。在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看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力地去扭转乾坤。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