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南宋已亡,身怀家国之恨的张炎在甬东一带流寓。在孤游万竹山,幽清廖寂的环境并未使其淡忘。亡国之恨,反而愁思黯然。这首词的悲凉激楚,当为其心声之反映。
起调令人凄怆渺茫:“万里孤云”。“孤云”,是词人的化身。孤云在诗词里喻人蕴含了特定的感伤。“清游渐远,故人何处。”漂泊的日子是那么凄凉,使人找不到方向。“故人何处?”这一声呼唤,将亡国之痛,身世之悲,一齐倾诉出来。日间无法排解,夜里还形于梦寐。“寒窗梦里,犹记经行旧时路”。梦中时景“连昌约略无多柳,第一是、难听夜雨”。用连昌来指代南宋故宫,透出铜驼荆棘的意思。此时梦想中,宫中的柳树仿佛已衰残无几,非复当年意态。而最难堪的是,还听着萧萧的夜雨。萧萧夜雨袭来,令人不堪忍受。不期然从梦中醒来,却是在异乡夜里。灯光摇曳中,谁能和自己共话?心绪的悲凉令人凄然。
“张绪”,指词人以南齐张绪自况。以此比拟自己青年时的风度。但是此时的张绪也不像亡国前那样“风流可爱”,却是已衰落的蒲柳。“归何暮!迟暮之年还不能回乡呢?”半零落依依,断桥鸥鹭“。勾起作者无端心事。西湖断桥边的鸥鹭已零落过半,却是旧侣凋残,前盟难践。
随之一转“只愁重洒西州泪,问杜曲人家在否?”却是“西州泪”取不忍重经旧地之意。张炎的亡国破家之痛,远过羊昙生死知遇之悲。“杜曲”,指高门大族聚居的地方;“人家”,指张炎自己的家。据记载,张炎家世显耀,祖父时家境显赫。但元兵入临安后,祖父被杀家产被没。张炎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痛。家国之痛是忘不了的。煞尾又化用杜甫诗句,写道:“恐翠袖、正天寒,犹倚梅花那树。”
这是张炎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在抒发亡国之悲时,运用了较为深刻和曲折的笔法。用典贴切、想象丰富、含蓄深厚,风格转为“清空”。以深邃的意境,而亡国之恨的痛烈心境楮墨内外。
上片描绘塞上自然风光,前二句说阴山道上并非“行路难”,而是别有一番情趣滋味。显然这是仿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接着二句写塞上特异的风光,进一步烘托了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体会。
下片写行旅中的生活情景,前二句描绘途中的休憩和欢宴,后二句转而描述了异域的风俗异味,此中的“怨早寒”并非真的哀怨,而是表达了一种惊异的心理感受。
这首词气势豪迈,格调激越,细致生动地描摹了塞上风光。通过对狩猎途中所遇到的事物的细致描写以及射猎后的宴饮场面和特有的塞外风情和惊奇的感受的描写,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豪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