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五绝形式的咏物寓慨诗。前面两句，以对比出之：“惭君”写葵，“叹我”自谓，寓意相辅相成。作者为自己当时无力雪冤自保、终至被迫流放夜郎的艰险处境发出无可奈何的低吟。对葵叶的理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葵菜，一说是向日葵，两说都通。根据杜预注《左传》，以为葵指向日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诗由“卫足”联想到“白日”，当时受到杜注影响。向日葵的叶子始终护卫着它的根，李白由此产生惭愧的心理，从而叹息自己却移根走他乡为异客。
后面两句，则是表明作者的希望。李白期待着白日能够分一点光来照耀他，使他能够返回故乡守护故园。李白由“葵”联想到“日”，盼望朝廷赦免他，这与《上崔相百忧章》“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两句寓意正同。只是在《上崔相百忧章》里，作者在希望得到昭雪的同时，多少还表达了愿为朝廷效力的心意；而《流夜郎题葵叶》的最后两句，只是希望归隐故园，了此残生，情绪更加低沉了。不过后来他尽管遇赦了，一点点白日之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未能“还归守故园”。
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很突出。由葵叶之“卫足”反衬自己之“移根”，愧叹自己的“无能”自解冤狱。又借“白日”的“分照”，比喻“皇恩浩荡”，盼望朝廷宽宥，放自己回故园和亲人团聚。
此诗纯用寻常语，词意平易浅近，不像李白长篇歌行那样，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浅言淡语挥斥幽愤，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对朝廷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十分感人地传达出诗人南流夜郎途中的真实思想情绪。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概述唐以前诗歌创作发展的一般情况，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景仰和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后半部分抒写对世道多乱和个人漂泊的感慨，并说明诗歌是由情而生、缘情而发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映。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 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
曹丕《典论·论文》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使杜甫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壮志未酬，迭经挫折，饱尝动乱之苦，倒却取得了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于是开篇之首，便吟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饱含哲理的名句。当然，这个“寸心知”，既是指己之所知，亦是指知己之所知。
接着，在佐证这“不朽”的“千古事”的同时，谈到了由古及今的诗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历代的诗人可以排出一个次第来，骚体乃至再早的诗经已被两汉以降的五言、七言诗体所替代，前辈诗人驰骋才思、腾跃文坛，余风所及，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后世的贤才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从而有所创新，以至于不同时代的创作皆能形成独特的清新的规范。再想到自己的创作，原是出自儒家的体系，从童年时便开始竭尽情思致力于创作。忘不了像“騄”“骥”等良马般驱驰的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等人的影响，更得感谢如马中“骐”“䮼”带着千里驹驰骋于诗坛的邺下三曹父子所给予的激励。值得叹息的是，尽管而今已如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然而无益于治国安民。即使写出王符《潜夫论》、邯郸淳《曹娥碑》一样的文字来，也不过空传后世罢了。反过来又一想，写诗毕竟是自已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思想寄托，是自己带病迁徙漂荡流寓生涯的一种慰藉啊，凭何侈谈经世济民之策，像疲敝的飞鸟一样，能有一枝栖息之处也算不错了。
回到现实中来，世尘中蜂虿横行，江峡里蛟螭出没——触目萧瑟凄怆，离唐虞之世愈来愈远了；军阀联翩抗轭，似乎又重现了楚汉的危局。所谓的圣明之朝却是盗贼蜂起，边鄙之地的异俗风景就更是喧阗卑下了。郁郁盘结、上绕星辰的剑气下是兵锋森列，苍苍无际、如云雨笼罩池上的是战气蒸腾。东西各镇都设起了将军的幕府，到处都是军旗在飘荡。东汉马援立于南海交趾极界的铜柱已被残毁，像西风渐紧、东风避之不及似的，西边的月支又屡次入侵。自己流寓异域，乌鹊啼鸣却空报亲人的音信，又时时听见山野的熊罴怒号，这样的心境无法用“恨”“怪”道清楚，只好将每日的稼穑生活以吟诗的兴致来表达，柴门茅屋里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能使一个读书人自得其乐。想到长安故居烟草迷茫的白阁和白阁下秋水弥漫的皇陂，有家难归，只好以吟诗来分解自已的离情乡思，不敢期盼能写出真能传之于后世的绝章妙句。
杜甫对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主旨的思考和见解，却是以这样的五言排律的形式来表达，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一韵到底，丝毫不受约束，记事、议论、抒情均得心应手，足以表现出其诗歌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