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云舒瑞,寒影初回长日至”两句,描写早晨云雾散去,寒冷的阳光照耀下,周围事物长长的影子又映照在地上,这一天是一年当中影子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冬至,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我国传统的阴阳观以阴阳来解释冬至,冬至又称“长至节”,冬至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此后开始逐渐变为昼长夜短的物候变化特征。“罗袜新成,更有何人继后尘”两句主要描写冬至的习俗。“罗袜新成”,三国魏曹植有《冬至献袜履表》开头便是“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 南朝宋沈约《宋书》亦记:“冬至朝贺,皆如元旦之仪,又进履袜。”后魏崔浩《女仪》载:“近古妇人,常以冬至进履于舅姑。”冬至日,从日照角度看,自是从此以后,白天渐长,光照渐多。然从实际感受言,则冬至之后进入数九寒天,这是因为大地万物皆已冷透,虽日照渐长,此时依然最冷,正如夜间凉在半夜后,午间热在正午后的道理一样。冬至对长辈进履袜,保暖祈福,是节日祝福又有实际用处。
下片进一步写冬至日前后的天气变化。“绮意寒浅”,冬至以后,天气渐渐转暖,寒意渐渐减少。“尽道朝来添一线”,据《岁时记》载:“魏晋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添长一线”,按气候变化规律,冬至后影长渐短,量日影的红线也应该慢慢变短才恰当。“秉烛须游,已减铜壶昨夜筹”,从今天开始,黑夜变短,夜间秉烛赏游时所携带的记时铜漏壶也将减少筹码,表现出作者对白日渐长的欣喜,对冬日寒意渐去的雀跃。
这首词虽然是变现节气时令规律变化的作品,语言平实而不平淡。“晓”、“瑞”、“绮”等形容词以及“回”、“浅”、“添”、“减”等字眼有效消减了寒日的凛冽之气,给人以温暖的感觉。此外,全词语言典雅得体,表现手法娴熟老道,善于借用文章典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语言技巧。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