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一个歌妓自叹身世命运，作者代为立言，作此词。
上片描写女主人百无聊赖且心事重重之情状。闲弄筝弦，并非弹奏乐曲，而是一种近于无意识的习惯性动作，由此正可见其情绪之不佳。懒系衣裙，不施铅粉，同样见其忧伤之心情。第二句之“见天真”是说她美貌，第三句之“事还新”是说她聪颖。然而，尽管女主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她以前的经历和当前的处境，却都是不能尽如人意的。过片一联，概括表述她的不如意事——“怅恨不逢如意酒，寻思难值有情人”。酒，只是一种指代之词，不得好酒喝，就是没有好日子过，这使他惆怅、怨恨。“难值有情人”，恐怕是她最沉重的心事，因为遇不到有情有义的男人，她就得不到依靠，将来的生活也就得不到保障。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小姐妹们早就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了。青春易逝，好景不常，瞻前顾后，忧心忡忡，最后，女主人只能自叹命薄、自伤情多——“可怜虚度琐窗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大雁的生死至情深深地震撼了作者，他将自己的震惊、同情、感动，化为有力的诘问，问自己、问世人、问苍天，究竟“情是何物”？起句陡然发问似雷霆万钧，破空而来；如熔岩沸腾，奔涌而出。正如后来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至极处，具是何物，竟至于要生死相许？作者的诘问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引发出对世间生死不渝真情的热情讴歌。在“生死相许”之前加上“直教”二字，更加突出了“情”的力量之奇伟。词的开篇用问句，突如者来，先声夺人，犹如盘马弯弓，为下文描写雁的殉情蓄足了笔势，也使大雁殉情的内在意义得以升华。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这二句写雁的感人生活情景。大雁秋天南下越冬而春天北归，双宿双飞。作者称他们为“双飞客”，赋予它们的比翼双飞以世间夫妻相爱的理想色彩。“天南地北”从空间落笔，“几回寒暑”从时间着墨，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写出了大雁的相依为命、为下文的殉情作了必要的铺垫。
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是中：于此，在这里面。这几句是说大雁长期以来共同生活，既是团聚的快乐，也有离别的酸楚，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形成了难以割舍的一往深情。长期以来，这对“双飞客”早已心心相印，痴情热爱，矢志不渝。“痴儿女”三字包含着词人的哀婉与同情，也使人联想到人世间更有许多真心相爱的痴情男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君：指殉情的大雁。这四句是对大雁殉情前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揣摩描写。当网罗惊破双栖梦之后，作者认为孤雁心中必然会进行生与死、殉情与偷生的矛盾斗争。但这种犹豫与抉择的过程并未影响大雁殉情的挚诚。相反，更足以表明以死殉情是大雁深入思索后的理性抉择，从而揭示了殉情的真正原因：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的情侣已逝，自己形孤影单，前路渺茫，失去一生的至爱，即使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痛下决心，“自投于地而死”。“万里”、“千山”写征途之遥远，“层云”、“暮雪”状前景之艰难。此四句用烘托的手法，揭示了大雁心理活动的轨迹，交待了殉情的深层原因。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这几句借助对历史盛迹的追忆与对眼前自然景物的描绘，渲染了大雁殉情的不朽意义。“横汾路”指当年汉武帝巡幸处。“寂寞当年箫鼓”是倒装句，即当年箫鼓寂寞。楚：即从莽，平楚就是平林。这几句说的是，在这汾水一带，当年本是帝王游幸欢乐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一片荒凉，平林漠漠，荒烟如织。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曾率文武百官至汾水边巡祭后土，武帝做《秋风辞》，者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可见当时是箫鼓喧天，棹歌四起，山鸣谷应，何等热闹。而今天却是四处冷烟衰草，一派萧条冷落景象。古与今，盛与衰，喧嚣与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几句中，词人用当年武帝巡幸，炫赫一时，转瞬间烟消云散，反衬了真情的万古长存。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些，句末象声词。《楚辞·招魂》句尾均用“些”字，所以称“楚些”。这句意思是武帝已死，招魂无济于事。山鬼自啼风雨——《楚辞·九歌》中有《山鬼》篇，描写山中女神失恋的悲哀。这里说的是山鬼枉自悲啼，而死者已矣。以上两句借《楚辞》之典反衬了殉情大雁真情的永垂不朽。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大雁生死相许的深情连上天也嫉妒，所以这对殉情的大雁决不会和一般的莺儿燕子一样化为黄土。而是“留得生前身后名”，与世长存。这几句从反面衬托，更加突出了大雁殉情的崇高，为下文寻访雁丘作好铺垫。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是从正面对大雁的称赞。词人展开想象，千秋万古后，也会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的“钟于情”的骚人墨客，来寻访这小小的雁丘，来祭奠这一对爱侣的亡灵。“狂歌痛饮”生动地写出了人们的感动之深。全词结尾，寄寓了词人对殉情者的深切哀思，延伸了全词的历史跨度，使主题得以升华。
这是作者为友人程公辟赠别之作而写的和词，也是一首富含民歌风味的词。
上片点染相别的时地境象。起句点时地，“巴子城头”，点出送别的地点。青草萋萋，天色向晚，点明送别的季节、时间。下两句宕开渲染。巴山重峦叠嶂，渲染词人与友相逢相别地方的境象。燕子觅巢，春花辞树，既渲染了分别时节的景象，亦隐喻彼此的一去一留。杂花生树，落英缤纷的景色，也只以“花脱树”一语尽之。“脱”字避熟就生，亦有妙趣。相逢在异乡，相别又当春暮。“杯相举”两句，述临歧殷勤劝酒并话及旅途险恶。瞿唐峡，山高水急，自古行舟艰难。暗示双方入川出川之不易，倍增此时的感慨。
下片抒写惜别的情怀，首言自己所去之地。古代交通不便，从四川到江、浙，道路遥远，放觉如在天外。下句点出友人家园所在。宋平江军吴郡和湖州吴兴郡同属两浙路，隔太湖南北相望。从道阻相长写到家乡密迩，不仅上下片意脉联贯，更便于巧妙地为全篇作结。他首先感谢友人的赠柳情深。接着表明珍重这一友谊，要将春意盎然的柳枝带回到彼此的故乡——江南，让它发荣滋长，象征着友谊长青。结尾三句宛转其意。作者自注曰：“来词云‘折柳赠君君相住’。”折柳赠别，意挽留。作者为了感激其深情厚谊，所以要把所赠的柳枝和无限乡思带回那草长莺飞的江南。这里的“江南”，承上“君家正吴门住”句，意指“吴门”。
词语言真挚，明白流利而词句却委婉，多低徊不尽之意，情意深厚有余。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