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表现了赵威后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对齐国的政治状况有所批判。战国以前,民本思想已逐渐掘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意识到人民的作用,提出了诸如“民,神之主也”,“上思利民,忠也”等主张。这种思潮在战国时继续发展。孟子有“民贵君轻”一说,田于方、颜斶也有“士贵王不贵”的思想。赵威后提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思想,是与历史上这一民本思潮相一致的。齐王使者问候赵威后,信函还没有拆开,威后就连续发问:“年成还好吧?百姓安乐吧?齐王安康吧?”她把收成放在第一位,因为“仓禀食而知礼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接着,她问到百姓,而把国君齐王放在末位,这明显地反映出了她的民本位思想。收成好自然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自然国君无恙,逐步推理,简明而正确,却使“使者不悦”,他诘问赵威后“先贱后尊”,威后的回答清晰明了,层层递进,驳得使者无话可说。
接下来威后问道:“帮助君王抚养百姓的至贤至德的钟离子为什么没有被任用,没有成就功业呢?帮助君王使百姓得到生息繁衍的叶阳子为什么也得不到重用呢?带动百姓奉行孝道的婴儿子为什么得不到封号呢?”这三位贤士孝女是帮助齐王治理国家的有德之人,故以“无恙乎”热情发问。弦外之音即是对齐王昏庸无道的指责。与对贤士孝女的关爱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不贤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无益于国的於陵子的愤恨,她问道:“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对比和连续发问表现了赵威后豪爽坦率的个性。
全文围定一个“民”字,以赵威后对齐使的问话一贯到底,却问而不答、问而无答、问而不必答,充分提升了文势,引而不发,凭空制造出峭拔、险绝的独特气势。文章开头便以“今年的收成还好吗7百姓还好吗?齐王还好吗”三个问句,“斗问三语,如空陨石”(金圣叹语),剑拔弩张,形成尖峭的文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当齐使对赵威后的问话表示不满时,赵威后并末一如常态以一般陈述句作解释。而是寓答案于反问句中。进一步助长壁立千仞的奇绝之势。赵威后的“进而问之”,复将文章向深处推进一层。对于齐国三位贤才与有德之士,威后以三“无恙耶”发问,体现了她对士人的作用、价值的清醒认识。对于於陵子仲,威后一直以“尚存乎”相询,明显表现出对“率民出于无用”的隐士的深恶痛绝。文章就在这种率直而尖锐的追问中戛然而止。文势却在循环往复的发问中蓄得十足,驻足不住,直冲出篇外。足令人回味!
综观全文,虽以问构篇,却又显得常中有变。一是问句有一般问句与反问句的变化,二是句式编排上有排比问句与零散问句的变化。排比问句的运用,增加了文章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文章在这类整齐的句式中回环相生,气韵又在前后几组问句中层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整齐之中,又穿插以参差错落的零散问句,点染以灵动变幻的一般陈述句;同时排比句式本身又不拘一格,时出变异句式。这些使得文章整齐与参差交错,力量与韵致并生,为文增色不少。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首联两句写出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借以衬托诗人孤独闲适的情韵。
“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颔联写诗人的两个动作:看和想。并从所看所想的内容展现出诗人美好的心灵。池边花草丛生,蜜蜂飞舞。他静静看去,感到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郭璞《蜜蜂赋》),一生不曾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从不退却。这就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诗人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并写了大量讽刺权贵的诗篇,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但历遭打击,也曾产生过消极退隐的念头。这里“蜂教诲”三字,说明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受到启示。我国古代有“圣人师蜂”的说法。师蜂自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一联出句从“看”字引出,是实写;对句“闲想鹤仪形”则从“想”字着笔,是虚写。相传鹤是君子所化(见《抱朴子》),所以“鹤仪形”也就是君子的仪形。在他另一首《鹤叹》诗里有:“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两句,就可以想象出“鹤仪形”的神态,及诗人曲折表达的高尚人格。这里以“鹤仪形”为尚,修德至勤,表现了“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总的来说,这两句诗抓住蜂的勤劳勇敢和鹤的志趣高尚的属性,构成了鲜明的感性形象,是极耐人寻味的。
“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颈联进一步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法酒”是按照法定规格酿造的酒。古人饮酒,有的纯系纵情享乐,有的是为了消忧,诗人饮酒则是为了“调神气”,即调节精神。这与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说的“暂凭杯酒长精神”是一致的。下句借清琴以陶冶性灵,寄托自己高洁的情怀。紧承上联仍从“静”、“闲”两字着笔。表面上写得恬淡闲雅,而感情的伏流并不平静。
接受“蜂教诲”,应该勤奋工作,勇于为人;取法“鹤仪形”,应该进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诗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朝,无政可从。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诗人深感苦闷。饮酒、抚琴,既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诗人娱情悦志、排遣愁绪的一种方式。渴望用世与琴酒自娱,从写形的角度来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从写神的角度来看,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颔联和颈联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形神兼备地写出了诗人的美好情操。
“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尾联作达观之语,正好与“鹤仪形”相契合,不失为君子风度。但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出内心的不平。“浩然”是形容心胸的开阔和澹荡。“机”是机心。世人为了争权夺利,机心百出,刘禹锡无意于此,所以说“机已息”。给几、杖作铭文,往往有自警或劝诫之意。“几杖”在这里是偏义词,主要是说“杖”。刘向《杖铭》:“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此诗末句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而又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当今为几杖作铭,毫无意义。内心的不平,仅以反语微露而不使泻出,因而诗意就显得更为含蓄了。
此诗写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诗人看到蜜蜂从中受到教诲,同时也联想到鹤的美好仪态;接着以酒调节精神,借琴陶冶性灵,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结尾作达观之语,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露出内心的不平。此诗写得含蓄蕴藉,颇耐咀嚼。结句用典,暗含讽刺,内心情感自然流露。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