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查慎行的这首七言律诗，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寓意率真、自然流畅，无引经据典，读来倍感亲切；采取以景入诗，借景寓情的手法，对眼前所见景物信手拈来，无不称妙；本诗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中有画，画里藏诗；中二联对仗工整，又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题目“湘东驿遵陆至芦溪”，说的是仲春时分，诗人自“湘东驿”的“黄花渡”下船后经陆路到达芦溪后所看到的景象。“遵陆”，指沿着陆路，走陆路。“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和过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宿的地方；“湘东驿”，即是湘东（今湘东区，距萍乡城约40里）的“黄花渡”。芦溪，清朝时的一个镇子，位于萍乡东部。现为芦溪县；从题目上来看，诗人开门见山地就把此次要写的范围锁定在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上的见闻。诗人为什么要锁定写这一路上的见闻？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高的兴致？具体要表达什么？他又要向世人与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不由得使我对他这首诗后面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
首联“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萍乡，当时称萍乡县（即现在的江西省萍乡市）。开头两句平白如话，衔接自然，因为从湘东到萍乡不是他要写的重点，所以就一笔带过，手法娴熟，真是叶落无痕，风过无声！此句大意是：“我从黄花渡登岸后直接就踏上了去芦溪的路程，过了萍乡之后，路面渐渐低平”。这里要说明的是，萍乡是在湘东与芦溪之间，地势略高于两地，萍乡的水的流向在我们当地叫“两边倒”，一边水往西经湘东流入湘江，另一边的水往东经芦溪流入赣江。正好是一东一西，故称“两边倒”。同一时代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也有竹枝词为证：“东去江西写官板，西下湘东装倒划。中五十里船不到，满路桐油兼苎麻”，“中五十里船不到”，说的就是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没得船坐，只有步行。因此就有初白先生的“行过萍乡路渐低”和胥绳武的“中五十里船不到”就相互印证。
颌联“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这是诗人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机的景状之一。他边走边听边看：“村子错落有致，时不时听到有鸡鸣狗叫声传入耳中，是那么的熟悉；河岸上绿草绒绒，看到的是出生不久的小鹅和小渐在河两岸悠闲觅食，又是如此的恬静”。这两句反映的是康熙年间人民历经战乱后②生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日渐繁荣的实情。更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风景画。
“吠犬鸣鸡”侧耳听，“乳鹅新渐”细一看，通过不同的感官，感受到一派祥和平静、清鲜的生活气息。后一句从新生命的勃勃生机中暗示着一个历经战乱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的社会的来到，
从“乳鹅新渐”可以看出诗人对江南水乡的欣赏与赞美。作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又博览群书的查慎行来说，对于国家的现况他是知道的，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他也是了解的。一个“乳”字和“新”字就足已表达了他对战乱后的社会重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才有了诗人面对这江南美好风光，借物寓情，赋诗吟唱的这份闲情逸致。
“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缫，煮茧抽丝，这里的丝缫比作春雨，说春雨下得像蚕丝那样银丝缕缕、绵绵不断。上联写的是动物，犬与鸡，鹅与渐；此联写的是自然现象和植物。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的特点。“春雨密密细细而下，宛如缕缕银丝在你眼前飘动，给人以清凉和舒适的感受。一场春雨过后，水田里的水也蓄满了，禾苗长势喜人，禾苗的高度几乎与水面平齐，青绿的秧苗齐整整地就好像是谁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清亮悦目。”。雨如丝缫，秧如刀剪，这两个比喻煞是贴切。原来是这里的优雅、迷人的景致引发了诗人的浓厚兴致，我不得不赞叹诗人对身边事物观察的细心程度，又心悦诚服的感叹诗人表达事物的精确到位。
“犹与湖南风土似，春深无处不耕犁”，湖南，紧临湘东，在萍乡的西部。萍乡与湖南均属楚地，风俗极为接近。全诗前三联都是写景，唯尾联才得出结论，指出此处的风俗习惯、气候与湖南近似。即使是现在，湖南人都还在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所感：谷雨过后，处处桃红柳绿，犁铧翻土的农耕景象。牛在画中走，人在画里游，把江南水乡的农耕景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诗中没说一个牛字，也没点一个人字，但读来就是牛耕在田、人声鼎沸热闹场景，好一幅如诗如梦的江南春耕图！果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感同身受，过目难忘。叫人不得不赞叹初白先生的高超手法。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查慎行在这首诗里用的是白描手法，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两联堪称妙对。同时还传递着诗人的情感，他希望看到的而恰恰又正好被他看到的画面，为了表达这种激动的情感，诗人就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
清朝初期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难怪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梅村（吴伟业）③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④、放翁⑤后一人而已”。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