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百五佳期过也未”，清明寒食时节，柳絮千条，阴雨霏霏，更容易惹出愁绪万端。然而今年更是不同，词人所遇之事，使他更平添愁绪百倍。词的上片徐徐写出事情根由，接着描写军笳声起，催动千骑，然而这千万铁骑却并非去浴血疆场，而是调防。词人原任两广总督，直接负责查禁洋船，禁毁鸦片事。后清廷将他调任两江总督，由林则徐继任其职。“看珠澥盈盈分两地”即指这件事。一条珠江，竟将两人隔离两地。尽管林则徐是词人好友，且又是禁烟骁将，但自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对垒、失去了为国家、人民效力的机会，总不免心中万分惆怅，不免对朝廷不满。词中连用两个问句：“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表现了这种强烈情绪。词人由于这种恼人的复杂情绪萦绕于怀，以至连时日都搞不清楚，不知“百五佳期过也未”了。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词人对国事的感叹。“召缓征和医并至”，这是暗喻当时朝廷忽而想和，忽而想战，举棋不定的状况。当时朝廷大臣琦善、伊里布之流十分害怕英帝国主义的武力，极力主和，而朝廷则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如病笃乱投医，忽而请这个医生医治，忽而请那个医生医治，莫哀一是。朝廷如此，词人“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以国事为己任，这是沉重的担子。然而这个担子倒是好担，就是朝廷不允许他来担这担子，唯留下沉重的“愁”字，却叫词人感到难以担起，只有将这满腔国愁留于心底。既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担当国事的重任，然而却为朝廷所不允许，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于是在词的结尾，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心应碎”的喊声。结句和上片结束处的句式完全一样，这当然是词牌所规定的，但词人有意将词语和句意重复，造成反复、强调的效果，这却又是表现内容的需要了。去留两依依，词人与林则徐之所以两愁相对，正由于他们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如焚；正因为他们眼见朝廷的暖昧态度，感到国事渐不可为而哀伤至切。
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除“召缓征和医并至”是唯一用典处，其余都明白如家常语，读来丝毫不觉隔膜。词写忧愁意绪却不使人感到消沉，表现的是热血男儿之愁，因此充满阳刚之气，即使愁也显得激烈，即使愁也显得豪壮，也能催发人的悲愤激昂之气。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