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王安国十三岁时作。诗中感叹高阁几度兴废，人间几经沧桑，世事的变化犹如西山飘浮的乱云，时时在变幻之中。此诗主要是承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诗》而来。
此诗首联写滕王阁昔日的来历及今日的状况；颔联着重从时间上入手写滕王阁经历的沧桑之变；颈联从空间着手写滕王阁；尾联续写景，并以景结尾。这首诗以远、近，静、动相对照，写出了滕王阁的独特风光，后以景结尾，含意深蕴，极耐人寻味。
“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开门见山，用平叙笔墨写滕王阁的来历和现状。滕王李元婴喜好游赏歌舞，因此兴建此阁。虽物换星移，历经沧桑，高阁依然完好地保存下来。滕王“好追游”，并非平空而发，王勃当年也有“佩玉鸣鸾罢歌舞”之句。“依然”，强调这一游览胜地历久不废。“枕碧流”，点出高阁的所在，它安然高卧于一派深碧的滚滚江流之上。这一联对滕王阁虽有空间形势的交代，但主要是从时间角度叙写，上句写往昔，下句诗人所在的时代。
“胜地几经兴废事，夕枕偏照古今愁。”承首联，着重从时间着眼，写滕王阁这块胜地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沧桑之变。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建阁，到王安国十三岁游览此地，纵观这三四百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几度沧桑。“兴废事”、“古今愁”，含蕴丰富，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几经”和“偏照”，强调变迁的匆忙和兴废的无常。在自然和人事的隐隐对比中，包含着无限的吊古之思，今昔之感。
“城中树密千家市，天际人归一叶舟。”以下转为从空间着眼，写高阁所在的地理形胜和周围风光。颈联上句写城市，南昌向来为名都，人烟稠密，市街繁荣，是商贾荟萃之所。下句写江水，赣江由赣州曲折北流，经吉安、清江，流经南昌，纵贯今江西全省，是江西境内最大的河流。登阁俯瞰，城中绿树浓荫，千家栉比，市井兴旺；凭栏远眺，赣江遥接云天，江面上一叶扁舟，摇曳而过，如同游人从天边归来。上句是近景，下句是远景，“树密”、“千家”，给人以繁荣之感；“天际”、“一叶”，具有淡远闲静之趣。两句有远、有近，疏密衬映，一静一喧，相互对照，写出了滕王阁背城面江的独特风光。
“极目沧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宕开视野，继续写景，而于写景中收煞全诗。“极目”在意念上与前句“天际人归”紧密相关，“沧波”与首联“碧流”遥相呼应。放眼江流，气象万千，非诗句所能写尽，这就将无限风光囊括其中。客观景物吟咏不尽，正是暗示诗篇将尽。正在吟咏不尽之时，西山之上乱云重叠，晚烟出岫，又展现出一幅新的图景。“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滕王阁诗》），西山的晚云将要带来一番风雨，凭阁四望，胜地的晦明变化无人能预测其妙。“西山重叠乱云浮”，意象苍茫缥缈，虽以景结，而含蕴浑厚，言尽而意不尽，极有韵味。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此诗写秋天雨夜，女主人公一夜未眠，听着帘外雨声，她既不能安睡，又无心织作，唯有长吁短叹，哀歌当哭。诗句借助雨声与歌声交织的渲染，传达了巴陵女子思念、担忧和怨恨的复杂情感。全诗篇幅极小，容量可观，起结自然，剪裁得当。
本诗首句就写一个占卜场面。卦象呈示的很不吉利：上峡之日，秋江必多风浪。这里谁占卜，谁上峡，均无明确交代。但可以确定的是：占卜的是诗的主人公——一位幽独的女子，而“上峡”的却不是她自己（否则峡中风云，无须卜而后知），应该是与她关系至为密切的另一角色。从“幽恨”二字可以推断，这个角色应该是女子的丈夫。他大约是位“重利轻别离”的商贾，正从巴陵沿江上峡做生意去。女主人公卜卦以问吉凶，可见她对丈夫的安危非常担心。
上水，过峡，又是多风浪的秋天，舟行多险。这位巴陵女子的忧虑，只有李白笔下的长干女可相仿佛：“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一种不祥的预感驱使她去占卜，不料得到了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回答。这个不吉利的卦象更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或许她曾规劝丈夫择日而行，可是丈夫还是踏上了征程。因此，她心里不能不产生“幽恨”。
这两句写事，后两句则重在造境。紧承上文，似乎凶卦应验了。淫雨大作，绵绵不绝。“一夜雨”意味着女主人公一夜未眠，可见其对丈夫的极度思念。本来她正愁烦不已，巴陵又下了一夜的大雨，那峡上也一定是风雨交加了，这有如雪上加霜更令人难耐。听着帘外潺潺秋雨，她不禁唱出哀哀的歌声。南朝乐府的“木兰歌”，本写女子替父从军，但前四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此处活用其意，是断章取义的手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木兰歌”即唐教坊曲《木兰花》，曲辞不传，晚唐五代词家多用为词牌。从韦庄、毛熙震等所作《木兰花》词看，内容多写闺中念远之情，且声哀调苦。如“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断欲教何处觅！”“匀粉泪，恨檀郎，一去不归花又落。”正当女主人公对丈夫万般思念、因雨更为担忧时，忽而传来充满离别相思的歌曲《木兰花》，她不禁肝肠欲断了。后两句不仅使诗境更为圆成，而且把全诗推向了情感的高潮，使全诗弥漫着无法消散的凄凉与愁苦，“幽恨”因此而更深更重。而从结构上说，诗正写到“断肠”处，戛然而止，像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余韵不绝。
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很难抵御自然界的影响。有时一次简单的分手可能就意味着永别。这首《幽恨诗》反映了当时亲人离别带给人的痛苦，具有普遍意义。诗篇工于剪裁，起结自然而极有法度，造境与记事融合无间，既有汉魏古诗的浑融，又有南朝乐府的清远，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