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
这是一首抒写秘恋之情的词作。
上片写一对恋人偷偷在竹林中幽会的情状。首句点出幽会地点，次句写二人相见后，心潮澎湃，相对垂泪。三四两句写幽会时难忘之事：恋人头上的凤翘碰到了青竹，发出动听的声音，使人久久不能忘却。
下片写两人分别后，主人公独自一人时的情状。首二句写主人公欲以笔墨寄托情怀，结尾二句，他又幻想借鹦鹉向恋人传情达意，一举一动，痴情流露，真情可感。
这首词写的是一段深隐的恋情，用苔藓遍布的竹子和晶莹难以消除的泪水来打开全词，这段恋情的苦楚，真的是如泪如疤。总体来说，这首词的写作风格清新淡雅，虽然不能算是纳兰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但将相思之苦刻画得淋漓尽致，也算是一首别致的小词。
这篇最初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题为《古艳歌》，无作者名氏。明、清人选本往往作窦玄妻《古怨歌》。《艺文类聚》卷三十记窦玄妻事云：“后汉窦玄形貌绝异，天子以公主妻之。旧妻与玄书别曰：‘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是处。’”并不曾提到窦玄妻作这首歌。今仍从《太平御览》。这首诗是弃妇诗，上二句比喻自己被出而终恋故人，下二句是说服故人也应该念旧。
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靠）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
上片写琵琶歌女的外貌和弹琵琶的美妙效果。“罗带双垂画不成”，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服饰。“殢人娇态最轻盈”，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容貌。“酥胸斜抱天边月”，侧面描写佳人斜抱琵琶的形象。“玉手轻弹水面冰”，侧面描写琵琶歌女的琵琶声，圆润清脆而悦耳，颇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韵味。前三句是从视角着笔的，后一句是从听觉着笔的，感觉挪移，一幅亭亭玉立、窈窕淑静的琵琶歌女，活生生地呈现在人的面前。
下片写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情态。“无限事，许多情”，概述了琵琶歌女所面临的“事”“情”的缠绕。“无限”言“事”之多，“许多”言“情”之泛。“四弦丝竹苦丁宁”，回答上面的泛问，“事”“情”之“苦，全反映在“四弦丝竹”的“丁宁”声中。有“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南朝梁简文帝《生别离》）之意，一个“苦”字将琵琶歌女的愁态生动地刻画出来了。“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落叶声”，为点题之笔。苏轼以此衬托出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的情态。
全词，苏轼运用描写与烘托的笔法，写了一位相思愁苦的琵琶歌女。“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这一联句特别美，特写了琵琶歌女的侧面倩影，特写了琵琶歌女弹拨琵琶所发出的“水面冰”声。平仄得当，对仗工整，颇富现代蒙太奇表现的韵律美。最后的“梧桐落叶声”与“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似乎为巧合的文笔。前者以声写人，后者以形写人，都是为了刻画“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歌女形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