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钟裔，神仙伯。金闺彦，文章客。算河阳花县，恁生留得。制锦才高书善最，鸣琴化洽人欢怿。想未容、坐暖诏归来，君王侧。
龙钟裔，神仙伯。金闺彦，文章客。算河阳花县，恁生留得。制锦才高书善最，鸣琴化洽人欢怿。想未容、坐暖诏归来，君王侧。
词的上片写雨中游西湖所见。起首写西湖概貌。碧波连天，翠浪翻腾，气吞平野，虽然用字不多，却写得极有气势。二三句写雨中游。杜甫《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处用其前句，言雨从天降犹如有人力挽天河之水使之落入西湖，在卧龙山下形成一片明镜，而游人的影子则从“镜”中倒映出来。作者不说来游西湖，而说不知何人在卧龙山下照影，既点出了出游地点，又不粘皮带骨，可以说是空灵慰藉。以上三句，一句写湖，一句写雨，一句写游，“三山雨中游西湖”之意已全部写出，下边则围绕这一中心，渲染铺叙。“烟雨”三句化用苏轼咏杭州西湖诗意吟咏福州西湖之美。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此处化用苏诗，言游福州西湖在烟雨迷茫中最相宜，因为那空濛如画的景色会给游人以飘然欲仙的感受；然而晴天来游则更好，因为那会使你心情开朗，看得更真切，显得更美。但是，西湖的美又是朴素的，约略是西施未嫁，待字闺中，需要加以打扮，也就是说要使西湖更美，还需要加以开发，还有待于“细把江山图画”，从而引出以下四句词来。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中的孤山，言其像瞿塘峡之滟滪堆，偃卧在千顷湖光之中，扁舟过此，极为凶险。据《淳熙三山志》说，赵汝愚帅福建，曾上书请疏浚西湖旧迹，匆匆兴役，议者以费多利少为疑，作者以“中有句，浩难写”，说明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不清楚，对怀疑疏浚西湖的议论表示了谨慎的异议。这样写，既照应了“有怀丞相经始”的词题，又丰富了“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具体含义，表明他要继赵汝愚之后，把西湖建设的更美丽的意向，内涵深厚。
词的下片写雨中游湖所感。起句以福州西湖文人社集比作杭州文士的西湖诗社，用“例入”二字表示西湖诗社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写出西湖同文人的密切关系。赵汝愚两次知福州，所以二三句化用杜牧《叹花》诗意，言当他“重来”福州时，上次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绿树成荫，再次表达他对丞相“经始”功业的肯定与赞许。“陌上”三句写昔日福州西湖的繁华。言远在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此立国，在西湖中修建了“十里水晶台榭”，架起复道，“时携后庭游宴，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作者借陌上游人之口夸之，暗示出他对福州西湖旧日繁华的倾慕之意。结尾四句写其今昔变迁。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的今昔对比。“堂上燕，又长夏。”二句，承上句“鱼鸟”做进一步发挥，言只有堂上的燕子，在长夏时节，又重来此，不知它是否还能寻到昔日的故居。总之是说，今日的福州西湖，皆今非昔比。
《金缕歌》是梦窗词中具有爱国思想的词作之一。词中通过沧浪着梅歌颂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英雄陈迹"，对"后不如今今非昔" 的现实表示严重不满。
据夏承焘《吴梦窗系年》，这首词约写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正月，作者四十岁。当时，"吴潜由庆元府改知平江（今苏州）"，二人过从甚密。作者借着梅之机，即景生情，毫不隐晦地抒发了积郁于胸的悲慨。
以"乔木生云气"这一开阔巨大的形象开篇，含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意味。"乔木"者，大树也。是词人入园以前之所见，又暗喻韩世忠。《后汉书·冯异传》："请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不仅如此，这一句词，还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暗示韩世忠从龌龊的官场中受到排斥打击，被迫迁居沧浪事。这一句兴'中有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
这两句是直陈，交待这次看海的目的以及对英雄的无限景仰。继之则拈出韩世忠一生最为动人的事迹加以抒写："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这两句写的是黄天荡之捷，抒发了词人的感慨。韩世忠在黄天荡以八千人的兵力，抗击着金兀术的十万大军，坚持了四十八日。黄天荡之役，虽然使兀术"不敢再言渡江"，但韩世忠也因遭受火攻而退回镇江。史载：兀术刑白马以祭天，及天霁风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兀术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师遂大溃，焚溺死后不可胜数。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作者对此深以为憾，故词中表示，如果东风劲吹，毫不吝惜地给韩世忠以一臂之助，那么失去的神州故里就很可能得以恢复。"旋小筑、吴宫闲地。"紧承上句，写韩世忠被剥夺兵权之后，过的是"不再言兵"的退隐闲居生活，点明了"沧浪看梅"这一主题。"华表月明归夜鹤"至上片结尾，用丁令威学仙的故事，引出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慨叹，并以"枝上露，溅清?quot;这一眼前景物来加以渲染和烘托。下片换头紧扣词题，承接上片，对看梅的过程略加梳理，点出吴潜当时的身份。"步苍苔"三句点出"梅"字，深化意境，至"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把词的意境进一步提到爱国统一与关心时事这一思想高度。"寒梢冻蕊"是南宋王朝怯懦无能，不图进取，苟且偷安这一政治形势的写照；"催发"，含改变现状、力图有所作为的积极意义在内。"重唱梅边新度曲"，实际是呼唤春天的到来，呼唤国家的振作。在这主要之点上，作者与吴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二者的知己之情已和盘托出了。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即使他们"此心与东君同意"，而当前的现实却是"后不如今今非昔"。不仅世无韩世忠，而且连黄天荡那样的战役也不可能出现了。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作者与吴潜只能"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了。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心与东君同意'能将履斋忠款道出。是时边事日亟，将无韩、岳，国脉微弱，又非昔时，履斋意主和守而屡书不省，卒至败亡，则所谓'后不如今'……言外寄慨。"可见，词中的悲愤心情实是有感而发的。
读《金缕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派词人的作品，因为这首词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忱与对时事的慨叹，而且写得"慷慨纵横"、"悲壮激?，具有豪迈奔放之气。
吴文英之所以能写出这种豪迈奔放的词篇，除作者本人具有阔大的胸襟与关心国家时事的思想感情以外，同时还与词的艺术表现有关。比较看来，纳入这首词里的主要是巨大的场景。高大的英雄人物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抒发的又是由国家兴亡而引起的大悲大慨。因此，词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豪气。陈洵说："清真、稼轩、梦窗三家，实为一家。"就这一点来，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吴梦窗毕竟不是辛弃疾。即使他的某些词近似辛派，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又有明显差别。以本篇为例，其主要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描写巨大场景、重大历史事件时，又往往与某些清幽的意境、较小的生活细节相结合，直陈中带有显著的象征性。"乔木"，象征巨大的英雄形象；"寒枝冻蕊"，象征南宋王朝的日趋没落；"枝上露，溅清泪"，象征人民群众的悲恸；"重唱梅边新度曲"，象征个人的爱国热情，等等。二是主观抒情词句与客观形象的描绘紧密结合，二者互为补充，并且常常以实为虚，化虚为实。词的本意是凭吊韩世忠黄天荡未获最后全胜，以致失地未得恢复。但作者却把这整个战役及其后果概括为"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两句，其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又如，作者设想韩世忠如能重返故居，他也一定要为国事日非，今不如昔而悲叹的。但却以"华表月明归夜鹤"等少许词句来表现，令人玩味不尽。下片又以"后不如今今非昔"与之相给合。所以，这首近似辛弃疾的豪迈之作，在艺术上也仍然保留着梦窗词本身的艺术特点。所以陈洵又说："清真、稼轩、梦窗，各有神彩，……莫不有一己之性情境地。"
由上可见，梦窗词是多样化的，他的词也并非完全"隐晦"，至于讥评他的词"思想内容往往无足取"，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了。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