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对月的宁静的气氛来塑造和渲染，勾起户们潜意识的惆怅，而又让户们于这种潜意识的掘起中生出一种新的享受。
“清泉映疏松”，此句不唯写泉与松，月光也在其中。有月在天，方可知泉“清”、松“疏”，方有一个“映”字。“不知几千古”，此句不唯写出诗户思绪万千，亦写出诗户独立的身姿。亦可想见诗户之非常户，方有念及“千古”之心。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户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寒月摇轻波，流光入窗户。”目光由远及近，由外及于内，由风景转入心境。薛逢《长安夜雨》云：“压树早鸦飞不散，到窗寒鼓湿无声。”与此类似。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云：“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鹊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则是由近至远了。
“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情因月起，意由情发。诗意满怀，故为“长吟”。然有佳作岂可无户欣赏、倾听？故思知音之意甚深。《长相思》云：“此曲有意无户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送纪秀才游越》云：“绿萝秋月夜，相忆在鸣琴。”对月思户，自然之事。李白行吟天下，知交亦满天下，处处相知却也是处处别离，思念于是则多。
“无因见安道，兴尽愁户心。”怀君而终不得见君，意兴阑珊，愁苦渐来。《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马戴《楚江怀古》云：“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柳永《蝶恋花》云：“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两句用王子猷雪中访戴安道事，表达对朋友的想念之情。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此诗写秋夜雨霁的清静景色，表现出爽快的精神境界。一般都因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而发悲秋之感；但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如李白诗中称“秋兴逸”，刘禹锡说“胜春朝”。此诗表现清爽的心境，也是一种逸兴。
诗篇将以上那种意境和感受，以细腻清新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令人读罢，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荡涤心肺的秋雨洗礼，置身于诗人所营造的那个清风明月之夜，令人宁静淡泊，神思遐举。而尾联诗人忽以豪迈之笔，又将读者推至到一个清旷爽朗的境界，令人不禁逸兴遄飞，精神焕发。诗篇的意境和内含由此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显得更加丰富、厚实。历代诗人咏秋之作十分繁多，然多抒发“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晋湛方生《秋夜赋》）的伤怀之情，写秋夜更有“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星胧胧而没光”（晋夏侯湛《秋可哀赋》）之名篇，直以“可哀为题。反其意而用之者，孔平仲虽不是首家，但这首咏秋夜雨后之作，确有其独创之处。
“霁夜”，这里是指雨霁之夜。在作诗手法上，诗人更是别出心裁，为了更好地创造意境，不仅将时间延展了，而且将顺序交叉着。诗篇以“秋兴”为主题，但不作空泛议论，而是捕捉具体景物，以表现诗人的感受。诗中画面相对独立，而时空转换又为复杂。诗人将过去现在、室内室外的诸种景物融合一体，读者体会这种跳越而感受得更真切丰富，诗篇本身也随之扩大了容量，避免了板滞平直。
最先触发作者诗情的，是闯入梦境的墙上响铃。然而诗的开头却先写从帘栊透入室内的明亮夜色。即先写醒后所见，次句再写梦醒。看夜色在前，而梦觉在后，这是一种倒叙；颔联出句又先写雨霁前风雨交加的情景，然后再写眼前“淡月笼云”的景色，又是一种回叙；颈联仍先写雨前秋风扫落叶，再写雨霁萤火横飞，仍然是回叙；末联由夜推想到朝，悬想经过雨洗之后的庐山，必然是苍翠欲滴。诗境不限于雨霁，而是回叙霁前的风雨和推想第二日的山色。这种时间的交叉和延展，不仅避免了平直，而且扩大了容量。
清爽的秋兴是通过秋夜景物的描写来表现的。诗的核心是一个“清”字，“清兴”融化在“清景”之中。这清景，就是秋月、秋声、秋叶和秋萤。古人说，“秋风清，秋月明”，清风明月是秋夜的富于特征性的景色；秋叶飘落伴随着秋声，再加上闪闪发亮的点点流萤，更为秋夜增添了清凉之意。描写这种清秋之景，诗人采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比起一般的景物点染，其艺术效果要强得多。明暗线素贯穿全篇。诗人的景物安排由幽暗转向明朗，成功地捕捉住读者的注意力，明暗的起伏变化成为诗篇的诗脉。诉诸视觉的朦胧月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显得“寂历”，接着以诉诸听觉的“戍墙铃”的清冷之声与之映衬，即所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便更显得清寂。在提起“狂风送雨已何处”时，暗示读者，雨霁之前有一阵狂风暴雨。这狂风暴雨和诗人眼前清寂的霁夜，恰又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便加强了雨过天晴的切身感受。秋声是听出来的，堕叶也是听出来的，在夜里，落叶不是肉眼观察到的。这里用秋声堕叶的听觉动态和月夜飞萤的视觉动态交相辉映，对于引动清秋逸兴，也很有艺术效果。总之，用对比映衬手法描写秋夜景色，从而很好地表现出清秋逸兴，这种前后强烈的明暗反差，使诗篇跌宕生姿，彼此映衬而又相互和谐，烘托出诗人感念于秋之清旷爽朗的主题，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词描写的是京城夜晚的热闹与繁华。可能是词人刚到京城时所作。上片写京城之夜的喧闹景象，下片则选取了个别情景描绘：“金吾不禁六街游”，金吾不管，满街的妓女随处游荡，拉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词人初到京城，对这里不夜城般的繁华与热闹很是陌生，言谈间充满了探究与好奇。特地风光，即指不同于别处的风物人情。首句总写，领起全文。
“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盈兰灯晓夜色。”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是白描又是极力的渲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开基百年来相安无事的一个侧面，当时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过片是工整的偶句，采用了互文见义的写法。“十二”、“三千”不是实数，皆虚指，对仗的同时也写出了京城风月场所的潜滋暗涨，社会风气日益低靡不振。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末句浓浓一笔，对前文的总括淋漓尽致。
词人一生时常出没烟花之地，写此词未必有深刻的主旨。但从其平自的描写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梗概。京城自古便是富贵显赫、商家大贾云集之地，“光盈绮陌”、“蜡盈兰灯”自不必说。“珠履三千”、“金吾不禁”更令人深深回味，官员与民同乐，不再作威作福，这似乎是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象征，然而偏偏和遍布京畿的“三千”妓女搭配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绝妙讽刺，所谓的百年太平，实则已经不太平了，潜在的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