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的《文选》注说,这首诗谢朓本集原题作“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徐勉,字修仁,是谢朓的朋友。昧旦:即黎明、拂晓,语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时辰约略后于鸡鸣之时(一说“昧旦”应该是在“鸡鸣”之前,天色将明而未明之时,盖昧旦之时仍然“明星有灿”)。新渚,即新亭渚。新亭为东吴时所建,在都城建康的郊外。这是一首纪游诗,原题扼要说明了此诗的创作缘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为鉴赏提供了可靠依据。徐勉先成《昧旦出新亭渚》诗,谢朓此诗是和作。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才蒙蒙放亮,诗人就已来到城外新亭渚边。当他停车小憩,回望郊外黎明曙光,不禁怦然心动,被一片迷离春色深深吸引住了。因而,发言为诗,一开始便充满了赞叹之情:“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宛洛:指宛县和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汉时有“南都”之称。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二地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所以古人曾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古诗·青青陵上柏》)的诗句。皇州,指都城建康。昧旦出游,天色尚昏,是看不到“春色满皇州”景色的,所以,诗人说京城风光充满春色,春日胜景可与汉时繁华古都相媲美,是出于赞叹口吻,是一种心神向往。正是由于“宛洛佳遨游”的雅兴勃发和“春色满皇州”的神奇吸引,诗人才鸡鸣驱车、遨游郊外的。一语既出,闲情雅志,宛然可见。而在章法上,首联则是一种铺垫,暗中交代了出游的目的——娱情遣兴,没有目的的目的。所以,第二联一下子就跳跃到出游途中,大笔勾揽出一幅苍江曙色图。诗人停车东郊,迥望长江,但见东方熹微,黎明曙光在长江上面轻抹了一层苍茫之色。“迥瞰”二字最传神。诗人蓦然回首,苍茫江色猛然摄入胸怀,传达出一种豁然通亮的意蕴。所以,苍江曙色便以其特有的整体形象横亘在诗人眼前,以浑厚的内蕴感染了诗人。浩浩长江,滚滚东流,象征着勃郁而永恒的生命,使画面充满了雄浑和苍茫的色调。
第三联转入京郊晨景描绘。“迥瞰”也许本是偶然的举动,可一下子被吸引住,便索性停车留步,悉心观赏京郊风光了。这个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满江面,远远看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仿佛阳光在水面上泛动着;而青青原草,沐浴着火红的朝霞,在晨光春色中迎风招展,充满着勃勃生机,所以延颈远眺,宛如春日风光浮现在青草绿叶之上一样,煞是可爱。这一联绘景,清鲜明丽,细腻新颖,最富魅力。阳光只有亮感、温感,绝无“动”感,但诗人别具匠心,通过江水泛动的反射,写出“日华”的“动”感来;至于“风光”,本为虚景,不可确指,诗人却通过春草这一具体物象将其准确捕捉住,维妙维肖地显现出来。所以“动”、“浮”二字,措辞细腻传神,笔端流露了无限的赏爱之情。第四联写桃李成蹊,桑榆荫道,虽都有成语在先,但一经纳入诗人郊外游览的独特感受之中,便又觉新鲜可爱。第三联主要写山水自然景色,第四联则着重写农家田园风光。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联虽都全力写景,但亦暗寓时间的变化。二联写苍江东流,尚处曙色微明之中;三联写“日华”、“风光”,则初旭东升,不言自明;至四联,已是“桑榆荫道周”,桑榆树影,布满大道,已是红日高照,春满大地了。时间的流程非常明显。这样写来,不但使三联景象各具特色,在细小微妙的差别中显现出独特的面貌来;而且,还暗写出诗人驻足郊外,移时入神的形象,表现了留连春光、热爱自然的情怀。
末联结篇,神韵全在“言归望绿畴”一句上。饱览春光,留连春色,诗人似乎仍不满足,归途遥遥之中,仍不时把目光投向绵延无际的绿畴,洒向一片春色。游览行将结束,而目光仍在延伸,心情仍在留连。游览的结束,意味着诗境的进一步开拓,展示着诗情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景与情、物与心的反向逆差,使全诗呈现出篇结而意不绝、言有尽而情无穷的风貌,思情邈远,韵味无穷。
此诗剪裁布景甚见功力。谢朓并不像徐勉《昧旦出新亭渚》那样,逐一描写京郊出游的全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或大笔涂染,或精工刻划,状写出京郊从东方初白到旭日东升的春日风光,清新悦目,迥不尤人。即景遣兴小诗而采用此法,最适当不过。由此见出谢朓善于取景化境的深厚修养。在写景方面,诗人完全沉浸到京郊春光的良辰美景之中,通篇不着一字抒怀,却在在闪现着无限向往、无限留连之情。使人们在观赏诗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热爱自然的灵秀之心。全诗篇幅短小,对仗工稳,声律考究,显示了“永明体”的鲜明特征。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这四首写景诗,都是抓住一个细节,抓住平凡事物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加以表现。
第一首,在湘水渡中,不写湖光山色,两岸风物,却抓住了中流的一只渔舟;又不写渔舟的种种,视线却集中在渔夫身上;却又不写渔夫的种种,单写他穿翻了衣衫,发髻不裹的自由疏散的服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者不拘礼法、衣着随便的欣赏之情。画面表现得光度集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首写野径早行,提供给读者的也只有单纯的集中的印象:沿途红红白白、四方飘香的野花。诗人集中兴趣于郊野的自然景物,而景物中最耀眼的则是向行人献媚竞艳的路花。这时,他身外的一切都不在他眼里了,见到的只是白白红红之花,闻到的只是四面八方袭来的香气,他就将这刹那间的感兴形之于诗。诗句并不特别警拔,但诗人的兴会却表现得异常鲜明。
第三首写途经柳宗元祠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如果换一个居官永州的诗人,路过柳子祠,不免要怀古一番。可是杨万里的眼睛却盯住了篱竿上的蜘蛛网。篱竿本来是编在栅栏上护花的,然而却成了蜘蛛结网的凭借。这是人们在园边宅畔常见的小事物,写入诗中,给人以异常的亲切感,也显示了诗人的童心。从中固然可以发现平凡的小东西中的诗情,若说其中含有某种讽喻,似乎也无不可。好诗是常常留着让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的。
以上三首都集中绘写景物中的某一个点,有如电影中的特色镜头;而第四首乍看似是写全景和远景。但细察之,置于画面中心的仍然是吸引视觉的有生意的景象。道路和远山只是画面的背景,着重呈露的却是草中的牛背和秧间的人踪。诗人的用心始终是赋予平常事物以新鲜感。
这组诗充分体现了杨万里诗歌风格清新活泼,明朗通脱,语言浅近平易,无艰涩造作之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