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