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此诗即是当时记实之作,表现了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诗人簪花的情趣。
第一、二两句是写诗人簪花之趣。虽说当时礼俗士大夫集会时可以簪花,但老人簪着花成群结队走在街市上,终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突出这种心态,作者掀起一道波澜,“花应羞上老人头”,说花不愿上老人的头。而事实是,不管花愿意与否,还是上了老人的头,增添了不少情趣。两个“羞”字,一说人,一说花,相映成趣,语妙天下。同时说明包括诗人在内的官吏最终还是乐于在百姓面前亮相的。花活了,人更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官民距离,更有意义。
第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醉归而路人嗤笑的场景。这里诗人恰当地用了杜牧之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把帘卷上,走出门来观看这支浩荡的插花队伍的经过,只需要点出这一点,当时盛况就好像在眼前。于是,官民同乐的主题也就圆满地表现出来了。诗人之所以在珠帘上钩时用“半”字,是因为作诗需要留有余地,给读者以想像空间,说全上钩,而诗贵活。
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已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有助于
这首诗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并且连用几个动词,有利于渲染出一种喜剧情调氛围,体现了诗人极高的文学造诣。表现出诗人超旷豁达、狂放不羁的襟怀。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我们不难领略到诗人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此诗写北斋雨后的景色和作者的闲适心情,同时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末句则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活的向往。通篇情深意挚,曲折婉转,柔和含蓄,意境幽美。
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北斋是作者在府衙内读书休憩的地方。庭院不大,园圃却极清幽,因为作者非常喜爱这个地方,所以常常免去属吏的例行参见,留连其中。“幽圃”不仅指地方僻静,主要还在于这里吏民不到,没有官事打扰,能使人得到心灵上的平静。旧时属吏每天早晚两次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长官,报告公事,叫“衙参”,也省称“衙”。说“常教”,就不是完全免除,不理政务,而是无事报告时,即免去虚套,用字很有分寸。这两句总掣全篇,又引起下文,下面各联,即分别从景、事、情三个方面,作具体描绘。
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鸟雀和蝴蝶最怕雨,雨后天睛,它们也最先出来活动,所以作者最先听到竹上的鸟雀声。特用“双禽”两字,不仅因为鸟雀常常成对而飞,还因为两鸟对鸣,双双跳跃,更能见出鸟雀鸣叫的欢快悦耳,竹枝的摇曳多姿,如一鸟便有孤栖冷落之感。“占”是占有之意,写出鸟雀的欢喜得意神情,如改“占”为“站”,那就写成死鸟,索然无味了。深秋时节,蝶影已稀,故只写一蝶。因为这时花事已少,所以那只蝴蝶飞来飞去,四处寻觅。
文同是宋代大画家,尤其擅长画竹,苏轼曾多次为其所画之竹题赞,《图画见闻志》也说:“文同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此联鸟声蝶影,高下相映,竹摇翠影,花含水珠,再衬着蓝天碧草,画面美丽,是大画家的手笔。“占”字、“寻”字,尤其传神,近代诗人陈衍特别赞赏它“下得切”,(见《宋诗精华录》),点评得很确切。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那样淡雅素净,雨后的空气一尘不染,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正是首句“绝清佳”的绝好写照。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
上面写室外,下面转到作者在室内的生话。“吴画”指唐代大画家、被后人尊为“画圣”的吴道子的画,这里用作珍贵名画的泛称。“扫壁”不仅是因为爱惜画,也表明兴致很高,所以特别挂在壁上,细细端详品鉴,绝非随便打开草草一瞥。“越茶”即越地(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所产之茶。越地盛产茶叶,多名贵品种,诗中因用作名贵茶叶的代称,同时也兼含着路远难致之意。茶叶既这样名贵难得,又是初次“试”饮,能享有此味者,是作者的知心好友,他们交谈时十分快乐欢畅。观画品茗,都是极其高雅之事,而一为独处之乐,一为交友之乐,情趣不同,而心情之恬淡闲适则相同。
这清幽的景色和闲适的乐趣,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因而引出末联。“野兴”就是指山居生活的情趣。这句是倒装句,是说因为公事稀少,所以野兴渐渐多了起来,并不是说为了多些野兴而少办公事。而公事之少,又与作者的治理有方有关,这里含着一些得意心情。在作者的《丹渊集》中,载有不少他在各地任官时向朝廷上奏的减免当地人民赋税的奏状,可见他还是比较能同情人民疾苦的。然而,作者从1049年(皇祐元年)中进士,次年开始任官,到此时已二十五年,对仕宦生涯,已产生了一些厌倦情绪,所以末句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舌的向往。作者次年所写的《忽忆故园修竹因作此诗》说:“故园修竹绕东溪,占水侵沙一万枝。我走宦途休未得,此君应是怪归迟。”与该篇所写正是同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