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
该词中词人思念好友,揣测一路上友人可能的遭遇所写下的以想象为主的怀人词,但是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乱想,而是基于词人对朋友的了解,通过这些了解所作的一系列推断,显示了词人对陈述古真挚的友情和对述古其人的真切了解。
上片以友人的行程为线索,纵贯着空间地点、节序风物,写来别有情致。起笔“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二句,决不是简单地说明淮河和汴河的地理位置,而是似乎在掐指计算友人的行程: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因为友人“赴南都”,淮河和汴河都是必经的水道,所以二句乃是对友人大段行程的悬想,而友人的去向,路途的遥远,以及词人对他的关切之情,全在不言之中了。三、四句进一层揣想友人到达南都时的节序风物:“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意思是说,当你的仪仗到达南都时,该是黄叶飘零的深秋时节了,附近梁孝王昔日的宫室园林怕是已着寒霜了。陈襄是秋八月中旬从杭州启程的(见《苏轼年谱》卷十三),苏轼估计他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到达。“黄叶乱”三字准确地写出了深秋季节的特征,“霜入”则应当是秋天最后一个节令“霜降”到来的标志。二句估计友人到达的时间,与对行程的计算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替对方设想,表达了词人的深情眷注。老友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某时是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稹)》诗云:“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便是词人忆念所及、深情所注的一个例子,可与该词上片合看。
下片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换头两句写游赏,说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最后两句写凭吊古代贤人,说你到双庙去凭吊正气凛然的英雄张巡、许远,或许会发现他们遗留的风范还在人间,而那位傲视王侯的漆园吏想必无影无踪了。词人这样着笔,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显示了中原大地上的南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二是间接地表现了友人的“文采风流”;三是体现了词人对友人的相知,也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了友谊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