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首句展现了作者亲历、亲见的旱情。“赤焰焰长空喷火”，这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个受灾人的切肤之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呼唤着何时能有降甘霖之时，以及盼望着"白茫茫平地生波"。正当灾民们满怀期待地凝望着天空，不断祈祷时，忽然天边出现了让人欣喜的“一番云雨”。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只是“空几个雷霆过”，干打雷不下雨，人们白白欢喜一场，心情重又自云端跌至谷底。"焦煿煿煮海煎河" 这一描写，不仅展示了干旱更加严重的状况，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失望和痛苦的真实状态。这段文字传递出了灾难中人们的盼望、挫折以及心情的沉浮。
曲的最后两句写作者在饱尝旱灾之苦后的感慨与想象。通过引用司马相如的事例，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哪怕是微小的细雨都难以缓解干旱之苦，不能将人们从严峻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写到这里，可以较为深刻地体会到，让作者忧虑和焦虑所困扰的，不仅仅是一场干旱灾害，更是那些贫穷百姓在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在这场天灾的描写与反思中，不仅有作者对民众疾苦的深切感受，还包含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状况的忧虑和担心，可谓是真情流露。整个曲调情感真挚，表达直接，通过反复使用叠字形容词，增强了文字的生动表现力。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王和卿幽默诙谐，其散曲作品善用夸张手法状物写景。这首曲子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深受《列子》影响，想象奇特，充满了奇思壮采。“胜神鳌，夯风涛”写出了大鱼的磅礴气势。作者以巨鳌比，已见鱼之巨大，而作者更云“胜神鳌，夯风涛”，以一“胜”字，夸耀鱼的力量之神，还远在神鳌之上。“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则说明这鱼不仅身形庞大，还神猛无比。作者以大鱼背负蓬莱之轻松，与神鳌“夯风涛”之沉重作比，形象地写出了大鱼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开头三句，作者空中落笔，极力夸耀大鱼之神力而不描绘它的形体具体如何，以悬人心念。第四句方绘其形体：“万里夕阳锦背高。”这鱼是如此不同寻常，万里夕阳都照不全它的脊背，更不见其首尾，则其全身之大，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作者笔墨纸夸张，实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下句更异想天开，层楼再上：“翻身犹恨东洋小。”真是奇想妙语。东洋已大不可测，偌大的东洋都嫌小，鱼身之大，几欲支撑天地了。至此，大鱼已神形具备，如何作结，颇难下笔，而作者却出人意料，以“太公怎钓”作豹尾，顿使全曲神采倍增。据说姜太公能用直钩便可把鱼钓到，连姜太公都没有能力将它钓走。在古代，神物神兽皆以神人为主，此大鱼却一反常态，其意味正在此鱼是毫无拘束，一任自由的。这无疑是“神”“大”的最高境界。
这支小令以大鱼比喻志向远大、抱负超群的人。蓬莱岛是神话中的仙境，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一句，既夸张地写出了大鱼之大，也表现出大鱼胸有治国委邦的雄才大略，同时它还具有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胸襟。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力大无穷、形大无比和无拘无束的形象，很可能是有所寄托的。它不妨可看作元初一批文人放浪形骸、恣肆任诞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折光。
在艺术手法上，此曲想象新颖奇特、笔调幽默，造语诙谐，传神之法尤为出色。即实处写形，亦化实为虚，采用超限比喻手法，说鱼胜于巨鳌，恨东洋为小，其大究竟如何，则有意模糊不述，鱼之大便没有界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欣赏中的可塑性和再造力。这是古代诗歌状情写物中颇具特色的手法。这首小令堪称优秀典范之一。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两句采用对偶的写法，从大处落笔，先描写江上之景，雾霭弥漫，烟云缭绕，再写两岸人家，鳞次栉比，画梁相接，正合乎水仙子的曲牌作法。首句画出一幅天然美景，江面经晴日照射，氤氲荡漾，更显出烟水迷茫之致。次句“两岸人家接画檐”写出了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和繁华富庶的特点。
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放到自然景物，“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的“淡”用得好，把温柔水乡的浓郁春光冲淡了，彷佛有抿去嚣扰的意味，更增添了几许诗意盎然的摇曳之姿。“看沙鸥舞再三”写得是作者张养浩本人闲洒自适得怡然之味。
“卷香风十里珠帘”暗示了其所在的温柔乡之香艳、富丽，和前面的画檐人家相呼应。“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相对，也是水仙子的惯例。而这两句不仅是字面相对，所描述的情景也恰成对应，一方频频召唤，一方倦旅来投。最后一句由客观观察转回主观感受，“爱杀江南”总结心得，既突显主旨，又充分表达了情感。
这首小令在艺术的处理上，能够把远近的景物交错来写，富有变化，江南各种富有特色的景观足以激发起令人心想神往的印象。
这首《水仙子》中最繁华富丽的句子是“两岸人家接画檐”。
该曲中运用了“一”“两”“再三”“十”等数词，集中表现了江南风物明丽隽美的特点。由于选择的数词不同，富于变化，增强了生动活泼的情韵。五句写景由远而近，从大到小，写家人、荷塘、水禽，第六句写远方的船，第七句又村落酒店酒旗，极富条理性和层次感，表达了欢快的格调。
中国的田园诗以晋末陶潜为开山祖，他的诗，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这首田园诗，似也有陶诗那种描写琐事人情，平淡爽直的风格。
此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前四句写诗人下山归途所见，中间四句写诗人到斛斯山人家所见，末六句写两人饮酒交欢及诗人的感慨，流露了诗人相携欢言，置酒共挥，长歌风松，赏心乐事，自然陶醉忘机的感情。全诗都用赋体写成，情景交融，色彩鲜明，神情飞扬，语言淳厚质朴，风格真率自然。
从诗的内容看，诗人是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去造访一位姓斛斯的隐士。首句“暮从碧山下”，“暮”字挑起了第二句的“山月”和第四句的“苍苍”，“下”字挑起了第二句的“随人归”和第三句的“却顾”，“碧”字又逗出第四句的“翠微”。平平常常五个字，却无一字虚设。“山月随人归”，把月写得如此脉脉有情。月尚如此，人则可知。
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余情。这里虽未正面写山林暮景，却是情中有景。正是旖旎山色，使诗人迷恋不已。
第四句又是正面描写。“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林幽深处。“苍苍”两字起加倍渲染的作用。“横”有笼罩意。此句描绘出暮色苍苍中的山林美景。这四句，用笔简炼而神色俱佳。
诗人漫步山径，大概遇到了斛斯山人，于是“相携及田家”，“相携”，显出情谊的密切。“童稚开荆扉”，连孩子们也开柴门来迎客了。进门后，“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写出了田家庭园的恬静，流露出诗人的称羡之情。“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得所憩”不仅是赞美山人的庭园居室，也为遇知己而高兴。因而欢言笑谈，美酒共挥。一个“挥”字写出了李白畅怀豪饮的神情。酒醉情浓，放声长歌，直唱到天河群星疏落，籁寂更深。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句中青松与青天，仍处处绾带上文的一片苍翠。至于河星既稀，月色自淡，这就不在话下了。最后，从美酒共挥，转到“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写出酒后的风味，陶陶然把人世的机巧之心，一扫而空，显得淡泊而恬远。
这首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是受陶潜诗的影响，然而两者诗风又有不同之处。陶潜的写景，虽未曾无情，却显得平淡恬静，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类，既不染色，而口气又那么温缓舒徐。而李白就着意渲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不仅色彩鲜明，而且神情飞扬，口气中也带有清俊之味。
在李白的一些饮酒诗中，豪情狂气喷薄涌泄，溢于纸上，而此诗似已大为掩抑收敛了。“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可是一比起陶诗，意味还是有差别的。陶潜的“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之类，称心而出，信口而道，淡淡然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意味，就使人觉得李白挥酒长歌仍有一股英气，与陶潜异趣。因而，从李白此诗既可以看到陶诗的影响，又可以看到两位诗人风格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