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组诗是王安石重游西太一宫时即兴吟成，题写在墙上。两首诗都蕴含了落叶归根之意，亦兼有韶华易逝的慨叹和日暮乡关的愁绪。第一首诗由眼前的夏日美景联想起江南故乡的风光，抒发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写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第二首诗回忆初游西太一宫的情景，表现了对当年父兄同游之乐的无限眷恋之情，以叙述方式通过今昔对比来传达诗意，具有动人的意味。
第一首，“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这两句写所见景物，纯以名词巧妙组合，色彩对比鲜明。“绿”而曰“暗”，极写柳叶之密，柳色之浓。鸣蜩，就是正在鸣叫的知了（蝉）。“柳叶”与“绿暗”之间加入“鸣蜩”，见于那些知了隐于浓绿之中，不见其形，只闻其声，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浑然一体，有声有色。“红”而曰“酣”，把荷花拟人化，令人联想到美人喝醉了酒，脸庞儿泛起了红晕。“荷花”与“红酣”之间加入“落日”，不仅点出时间，而且表明那本来就十分娇艳的荷花，由于落日的斜照，更显得红颜似醉。
第三句“三十六陂春水”补写池塘水，但写的不仅是眼中的水，更主要的是，还是回忆中的江南春水。最后一句“白头想见江南”，由眼前的景色联想到故乡。三四两句有回环往复之妙。就是说，读完“白头想见江南”，还应该再读“三十六陂春水”。眼下是夏季，但眼前的陂水却像江南春水那样明净，因而就联想到江南春水，含蓄地表现了抚今追昔、思念亲人的情感。
此诗前两句就“柳叶”“荷花”写夏景之美，用了“绿暗”“红酣”一类的字面，色彩十分浓艳美丽。这“红”与“绿”是对照的，因对照而“红”者更红，“绿”者更绿，景物更加动人。第四句的“白头”，与“绿暗”“红酣”的美景也是对照的，但这对照在“白头”人的心中却引起无限波澜，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全诗由真入幻，触景生情，语意简明而含蓄。
第二首，“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这两句回忆初游西太一宫的情景。三十年是概指，当年初游此地，他还幼小，父亲和哥哥王安仁牵着他的手，从东走到西，从西游到东。而岁月流逝，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去世，哥哥也不在身边，真是“向之所欢，皆成陈迹”。
于是由初游回到重游，写出了下面两句：“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欲寻陈迹”，表现了对当年父兄同游之乐的无限眷恋。然而连“陈迹”都无从寻觅了。四句诗，从初游与重游的对照中表现了今昔变化——人事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个人心情的变化。言浅而意深，言有尽而情无极。比“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嘏《江楼感旧》）之类的写法表现了更多的内容。
这组诗的第一首是最受关注的，其色彩、意象、意味，俱不可及。但读者也不能忽略了第二首。这两首诗所写的是同一情事，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完成的关系，只有在整体上理解了这两首诗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一首。第一首是以兴象的方式来传达诗意的，既有意境，也有意味；第二首则不具备第一首的色彩、意象之美，它是以叙述的方式来传达诗意的，但却同样有很动人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