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
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夜泊钱塘》为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主要叙述作者夜间游览钱塘县的经过及所见景物，是一首典型的游子思乡诗。
“江行日已暮”，行船于江中，夕阳西下，早已是傍晚时分。傍晚之际，正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天涯的游子看到夕阳，思乡之情也格外深沉。“何处可维舟”想要落脚休息，可是“何处可维舟”，偌大的钱塘江，竟没有一块可以拴住小船的地方吗？这句话写出了飘荡在外的游子对于无家可归的凄凉心情。
“树里孤灯雨，风前一雁秋。” “树里”“风前”承受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这就更让诗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此时正是“孤灯”难眠，见“雁”思归之际。
“离心迸落叶，乡梦入寒流。”在作者的眼里，树叶也因难以承载离别之情而坠落，连“寒流”也载不动思乡之梦。
“酒市哪从问，微吟寄短愁。”寻“酒市”，是想“借酒消愁”，可是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借酒消愁愁更愁”，“杯酒”哪能化解浓浓思乡之情？轻轻吟唱思乡曲，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