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词上片“浪涌孤亭起”，就起得突兀奇谲，显出了垂虹亭的气势。翻滚江涛，孤亭屹立，巨浪腾空涌起。这样有气势的建筑，在词人眼里，“是当年、蓬莱顶上，海风飘坠”。蓬莱山是海上三神山之一，当年秦皇、汉武都曾派臣前往寻访仙人，可惜都未能找到，但却有亭子飘落到了人间。可见重虹亭来历非同寻常。仙山上飘来的亭子，还有谁能来上持它。“帝遣江神长守上，八柱蛟龙缠尾。斗吐出、寒烟寒雨。”八根柱子上有八条蛟龙环绕，并能喷烟吐雨，显示出亭子外观极为壮丽。
“昨夜鲸翻坤轴动，卷雕翚、掷向虚空里，但留得，绛虹住。”但来自仙山神力的亭子也遭劫难，昨夜巨鲸翻动了地轴，把飞檐抛到天空，只把垂虹桥留了下来。这个巨鲸实指人间的巨怪，这里是指蒙元贵族。元兵于德祐元年（1275年）攻宋，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迎降于常州，元丞相伯颜进入平江府。垂虹桥是必经之路。说重虹亭毁于此时，也非无根之果也不至纯属垂虹亭的被毁，象征着国家灭亡。
下片“五湖有客扁舟舣”，转写词人吴江之行。从太湖里驾着小舟停靠在垂虹桥边，目睹亭子残破，作者都积于心中多时的愤懑，便喷发出来。“怕群仙、重游到此，翠旌难驻。”垂虹亭本来是蓬莱山上群仙的聚会之所，但飘坠到这里，仙人们如果重来，目睹亭子被毁，恐怕他们无法留驻。借群仙的难驻，表明了山河改易使神仙也不再留恋人间。这里安排得匠心独具，不直抒感慨，比直接抒发感慨要委婉得多，深刻得多。
“手拍阑干呼白鹭，为我殷勤寄语；奈鹭也惊飞沙渚。”词人想借白鹭为群仙报信，但白鹭也被惊飞。此处思维之奇，亦难以片言卒说。把沙洲飞鹭等拉进了神奇境界。“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词写至此，真情流露出来。“万重乌云遮蔽”，四海茫茫，何处是容身之地。词人的亡国之痛，从这两句里集中地表现出来。词人在入元之后，始终不肯出仕，终老竹山。是其一贯思想使然。词中在易代之后，俯仰身世，无所寄寓，与古代诗人契合。结语“鼓双楫，浩歌去”，展现了词人遗世独立的风貌，读来让人意犹未尽。
这首词语言凝炼，意境奇幻，是一首极具特色的佳作。
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细腻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百花盛开，山林色彩绚烂，从南方飞回的候鸟，在阳光下欢快地鸣叫的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景象，流露了诗人喜爱春天，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怀。可谓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诗人首先从感官入手，从春风着笔，渲染充溢于心中陶然的情怀。诗人漫步于万象更新的春山上，沐浴着融融的煦暖的春风，情涌动了，心陶醉了，不知不觉之中，目光被多彩的山林吸引了，于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欣赏春天的情怀。
“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在这两句中，作品承接上文，首先从视觉的角度写其“流目瞩山林”所看到的奇光异彩，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山花烂漫，芳香四溢的神奇的空山幽谷之中；继而又从听觉落笔，描绘了一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佳境，诗人就此收笔，令读者不胜追寻与向往。
这首小诗，咋读起来似乎觉得很平淡，然而反复读之，便觉其中别有洞天。它能流传至今，不在于词句的华丽，也不在于格律的严整，更不在于艺术手法的高超，而在于它独有的韵味，在于它的平淡无奇。整首诗读来如行云流水一般，朴素，自然，浑厚，清新，同时又不乏幽远。
这封文书是一封充满冤郁与血泪的自白书，李斯以反语从七个方面陈述了其跟随秦始皇之后创立的功业，如辅助秦王兼并六国、扩大秦国疆土、辅助秦王巩固政权、提升大臣地位而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修筑驰道、减轻刑罚。不凡的政绩，却反语陈述，其全部的用意在于藉此表明对秦王朝的耿耿忠心，决无谋反之意，使秦二世明辨是非与忠奸，为自己昭雪冤曲，脱去缧绁之绊。其中有作者自负能言菩辩、建立丰功伟绩的信心，也有一种清白无污、心胸坦荡的气概，冤屈之情、愤激之态更是溢于言表。
全篇要言不繁，措词委婉，文词简约而有力，意丰而理足，虽有溢美，但到底离事实不远。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