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略逊一筹。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绊黄蜂亦懒飞。”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
颈联“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尾联“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是进一步抒情，作者想要借《法界观》里的“圆融无碍之说”洗刷世间之烦恼。
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虽然未守诗律，但有“神妙流动”之感。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心灰意懒的感伤。诗写得含蓄有味，别有深情。
甲午战争时期，身居军政枢要的李鸿章只求苟且身计，畏葸懦怯，战机屡误。极力主战，生性抗直的文廷式上疏弹劾。这自然遭到前者的嫉恨，被陷罪削职。这首词即作于罢官之后。词通过迎接新年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自己艰难的处境和不屈的品性。
开篇借佛家语，以反问起： “劫火何曾燎一尘?”“劫火”，佛家指世界毁灭时的大火，后一般用为乱世灾难。这里有指当时战乱和朝中恶势力双重意思。“一尘”，味词意当以一粒微尘自喻。作者以“何曾”诘问，显示自己遭劫不灭，即不屈服于朝廷恶势力的迫害。若引道家语，解“一尘”为一世亦通，但联系下句“侧身人海”，似取前说为妥。“侧身人海”是说在人多处戒慎立身，出黄景仁《都门愁思》“侧身人海叹栖迟”句。这里写出削职后栖隐人群的处境，正与上句“一尘”相应。“翻新”，岁月翻新，指新春到来，点题目“即事”。“翻新”前着一“又”字，非惟状时光迅速，也表示，年虽翻新，而故我仍在，禀性依然的意思。这句从上句转出，以艰险处境中身志不屈作为对“劫火何曾燎一尘”的回答。下两句具体写削职后赋闲的生活状况; “闲拈寸砚磨砻世”，“磨”与“砻”皆为磨碎物品的用具，全句谓在磨墨写作中消闲时间; “醉折繁花点勘春”，“点勘”，校勘，谓折取繁花来识别领略春天的到来。上句“闲拈”，悠闲之中透着才志不获所用的怨愤，故下句接以“醉折”，是以酒浇愁的意思。两句一递一进，表层的放达自适，正深掩着被迫害处境的悲慨。对文廷式这样一个正统儒士来说，“进亦忧，退亦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抱负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下片“闻柝夜，警鸡晨”便道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柝”，夜间警盗之具，“闻柝夜”是说夜间睡不着觉，警觉地听着外面柝的敲击声; “警鸡晨”，用刘琨、祖逖二人闻鸡起舞的典故。两句表明虽家居赋闲，但时刻关心国事，随时准备着为国效力。然而现实情况怎样呢? “重重宿雾锁重闉”。 “重重宿雾” ，比喻朝廷恶势力的强大; “闉”， 城内重门，指皇宫。皇帝被众多的奸佞之臣包围着，自己纵有雄心壮志，也无计上达天听，出而为国效力。这句写出当时黑暗的政治局势，表现了作者“有怀投笔，无路请缨”的悲哀。尽管如此，他也决不准备向恶势力妥协，末两句“堆盘买得迎年菜，但喜红椒一味辛”，回扣迎新年即事的主题。他在众多的年菜之中格外喜欢红椒的辛辣，当然不仅指食味所好，而是以之自况抗直不曲的性格，表明要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品性节操。末句借物喻志，新警醒目。
这首词截取迎接新春的片断，在时事国难背景上寄写身世遭际，题作“即事”，实为言志。词看去闲散淡宕，却处处绵里藏针，孤傲不驯。风格峭拔，高韵独标。
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