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这是杜甫开始卜居成都草堂时所作。当时，天下大乱，而“锦里”（即锦官城成都）不在乱中，故说“烟尘外”。“江村八九家”，是作者身之所在，是个寥落的江村。颔联“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写景，眼前的圆荷小叶，细麦轻花是在居处周围所见，为下文作铺垫。后面四句，表现为国设想渐远渐荒唐，也渐使人明白：那不过是一种极其无奈的自嘲。杜甫不会真下决心“为农”而“从兹老”，更不会下决心追随葛洪故事去学炼丹砂。这是愤世之言，不可坐实。从“去国赊”可见杜甫始终不能忘怀国事。
此诗是杜甫生活史上一个转变的标志。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