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这是一首闺中词，咏女子盼望情郎不归的怨恨。从体式看，这是一首小令，单调不分开。从情节结构看，它包含三层意思：一忆惜别，二叙等待，三寄情思。每层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留下大块想象余地。词的发端运用追忆手法，以突兀而来的“东风急”领起，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东风劲吹，百花争艳，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在此良辰美景，一对情人双手紧握，离别在即。那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万语千言之情，全从这个富有动作性的“频”字中传达出来。两情是何等的深挚、热切。“东风”、“花时”，点明了“惜别”的物候和时令。作品以美好的景致和环境，反衬离愁凄恻之情，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第三句补上一笔，正面点出“愁”来。这个“愁”字，把女主人公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情态和心境写出来了。而“独人”，更点出她从此孤居寂寞的处境。正当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时，突然远处传来了马嘶声。“倚门立”应“马嘶”，为有所盼的动作。不言而谕，以为“郎骑青骢马”归来了。但竟不所愿，门外只见“残雨春芜湿”。此句当从杜诗“雨露洗春芜”化出。牛词用此，语意双关，既点明此时此际的实景：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雨水，春草都沾湿了；又隐喻这位女子暗暗抽泣，泪痕斑斑，如同残雨。“马嘶”声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反而倍增其凄楚之情。难怪她要责骂那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了。
牛峤此词在布景造情、章法安排、选调用韵等方面，颇具特色。它以女主人公“倚门立”为轴心，思路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往事的追忆、惜别的难舍，勾画出一幅情深似海的“惜别图”，切望情人归来的思想基础。一是对未来的思考，遥寄相思的深沉，倾诉别后的情怀。哀怨、惆怅、失望、期待各种思绪错综交织，弹出一曲“诉衷情”。今朝与昔日沟通，景物是个触媒。此时眼前所见的“春芜”，触发往日彼时的“花时”；由“残雨湿”引出“和泪泣”，又从昔时的“手频执”，反照今日的“薄情郎”。而“薄情”却从“马嘶残雨春芜湿”的写景中透露出消息。俞陛云说此词“情调凄恻”。其实不甚然。“马嘶”声虽然没有给她带来喜讯，但她不灰心，不气馁，不从此罢休，相反，她仍然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托人捎信，一吐衷情为快。“粉香和泪泣”，与李煜《望江南》“多少泪，断脸复横颐”有类似之处，但李词写得切直显露，牛词则柔中藏刚，绝望中隐含着希望，纤弱中带着一股劲气。有怨愤，有离恨，但更表现了她的痴顽、执着和追求。
用入声韵是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此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六韵：急、执、入、湿、立、泣。入声韵气急而短促，它与离妇等待情郎归来急切之情、失望之怨和厚笃痴顽之性甚相吻合。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