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除夜太原寒甚》是诗人客居太原，除夕夜天寒难耐时有感而作。除夕之夜本该合家团聚，然而，诗人却栖身远方，又恰逢大寒，确实令人寂寞难熬。环境虽然极其艰苦，但是诗人在寒冬之时想到春天很快就要来到，希望“天涯客”不必忧愁，表现出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出语却极为平淡。旧的一年过去了，诗人未能返回温暖的南方，与家人团圆。而是寄旅太原，滞留在寒冷的北方，在官舍度岁。远客在外，难免乡愁，况且旧年之中，诗人经受了诸多的艰难和劳累，但他鼓励自己和同僚说：“流落天涯的他乡之客们，不用为这一点轻微的寒冷发愁。句中的“轻寒”与诗题中的“寒甚”对比强烈，“寒甚”是客观的存在，“轻寒"却表现了诗人对严寒的藐视和对战胜困难的信心，诗人深知只有蔑视它，才能战胜它，以此鼓励友人，激励自己。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指明前途，加强信心。和前两句有同样的鼓舞作用。在诗人眼中，尽管风寒冰坚，但除夜一过，新年即已开始，春天随之来临。温暖的春天，正孕育在残冬的严寒之中，和煦的春风很快就要吹遍大地。春风是那么逼近，似乎就在屋子的东头，只要侧耳倾听，即可捕捉到它那令人欢欣的声音。随着春风的来临，大地回暖，万木复苏，新的一年开始了。诗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春天的到来，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舒展自己的抱负，建立新的功业。

　　《除夜太原寒甚》这一富于哲理意蕴和人生体悟的诗篇，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像寒冷的天气不会长久一样，困难也只是一时的，应该振奋精神，看到困难后的光明前景。除夕虽然寒冷，诗人于谦又客居他乡，但是诗人却没有天涯游子常有的孤独和伤感，而是非常自信地告诉和自己有相同境况的天涯游子：“寒冷不足畏惧，春天即将来临。”最坏的日子都会过去，否极泰来，事物的发展趋势往往就是这样富有哲理。　

　　这首诗写的是除夜的寒冷，读来却给人以春天的喜悦和暖意，诗中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诗人不畏任何艰难困苦，蔑视严酷的恶劣气候，满怀信心地和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乐观精神。诗的语言浅显，而寓意深刻。因此这首小诗有它的象征性，也含有一定的哲理，诗人以平白轻松的语气，抒发激越豪情，显示了诗人铮铮骨气与刚毅果敢的上进精神。

　　这首词抒写了羁旅乡思之情，这首词的主要特点在于能以沉郁雄健之笔力抒写低回宛转的愁思，声情并茂，意境宏深，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确乎有所不同。清人谭献誉之为“大笔振迅”之作（《谭评词辨》），实属确有见地的公允评价。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直接使用这首词的起首两句，衍为曲子，竟成千古绝唱。

　　上片描写秋景：湛湛蓝天，嵌缀朵朵湛青的碧云；茫茫大地，铺满片片枯萎的黄叶。无边的秋色绵延伸展，融汇进流动不已的江水；浩渺波光的江面，笼罩着寒意凄清的烟雾，一片空濛，一派青翠。山峰，映照着落日的余辉；天宇，连接着大江的流水。无情的芳草啊，无边无际，绵延伸展，直到那连落日余辉都照射不到的遥遥无际的远方。

　　这幅巨景，物象典型，境界宏大，空灵气象，画笔难描，因而不同凡响。更妙在内蕴个性，中藏巧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眼前的秋景触发心中的忧思，于是“物皆动我之情怀”；同时，心中的忧思情化眼前的秋景，于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此内外交感，始能物我相谐。秋景之凄清衰飒，与忧思的寥落悲怆完全合拍；秋景之寥廓苍茫，则与忧思的怅惆无际若合符节；而秋景之绵延不绝，又与忧思之悠悠无穷息息相通。所以“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宋邵雍《诗画吟》)。这里，明明从天、地、江、山层层铺写，暗暗为思乡怀旧步步垫底，直到把“芳草无情”推向极顶高峰，形成情感聚焦之点。芳草怀远，兴寄离愁，本已司空见惯，但本词凭词人内在的“丹诚”，借“无情”衬出有情，“化景物为情思”，因而“别有一番滋味”。

　　整个上片所写的阔远秾丽、毫无衰飒情味的秋景，在文人的笔下是少见的，在以悲秋伤春为常调的词中，更属罕见。而悠悠乡思离情，也从芳草天涯的景物描写中暗暗透出，写来毫不着迹。这种由景及情的自然过渡手法也很高妙。

　　过片紧承芳草天涯，直接点出“乡魂”“旅思”。“乡魂”与“旅思”意思相近。两句是说自己思乡的情怀黯然凄怆，羁旅的愁绪重叠相续。上下互文对举，带有强调的意味，而主人公羁泊异乡时间之久与乡思离愁之深自见。

　　下片三、四两句，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说乡思旅愁也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们无时无刻不横梗心头。如此写来，使词的造语奇特，表情达意更为深切婉曲。“明月”句写夜间因思旅愁而不能入睡，尽管月光皎洁，高楼上夜景很美，也不能去观赏，因为独自一人倚栏眺望，更会增添怅惘之情。

　　结拍两句，写因为夜不能寐，故借酒浇愁，但酒一入愁肠，却都化作了相思之泪，欲遣相思反而更增相思之苦了。这两句，抒情深刻，造语生新而又自然。写到这里，郁积的乡思旅愁外达到最高潮，词至此黯然而止。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这本是词中常见的结构和情景结合的方式，其特殊性在于丽景与柔情的统一，更准确地说，是阔远之境、秾丽之景、深挚之情的统一。写乡思离愁的词，往往借萧瑟的秋景来表达，这首词所描绘的景色却阔远而秾丽。它一方面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反过来衬托了离情的可伤，另一方面又使下片所抒之情显得柔而有骨，深挚而不流于颓靡。整体说来，这首词的用语与手法虽与一般的词类似，意境情调却近于传统的诗。这说明，抒写离愁别恨的小词是可以写得境界阔远，不局限于闺阁庭院。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