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这首诗的前两句鞭挞了朝廷用人不以正道，滥施赏罚，致使巧宦得意，良将灰心的现象；后两句对乔侍御功高无赏、白首沉沦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全诗以汉写唐、借古喻今，直斥官场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唐朝不重用贤臣的不满情绪和对友人未得重用的同情，用典帖切，寓意深广。
一二句夹叙夹议，诗人从“荣”字落笔，以“薄”字作反衬，将两句诗所叙的事件，作了鲜明的对比。在朝廷受到荣宠的不应该是“巧宦”，而如今却“荣巧宦”；在“云阁”上受到表扬的应该是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名将，而如今却“薄边功”。这两句诗，互文见义，正反相形，将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的昏暗现象揭露无遗。劈头即发议论，借汉喻唐，笔锋犀利，为下面直抒胸臆先作好铺垫。
三四句承前而生发，诗人对好友乔知之的遭遇表示同情。诗人用“可怜”叫响，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同情，并用感喟、深沉的调子道出“可怜”的对象骢马使，富有感染力。诗人感情的波涛臻于顶峰，用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感叹道：“白首为谁雄”。正直不阿的骢马使，白首沉沦，不为世用，空有雄才。陈子昂在写这首诗时，乔知之已年近五十，故诗人以“白首”称之，可见这是首慨叹戍边将领生不逢时的咏老诗。
这首诗以“荣巧宦”“薄边功”概括朝政昏暗，以“骢马使”比乔知之而叹其“可怜”，然后以“白首为谁雄”的反诘语作结。全诗四句，共有三处用的是汉代词汇、汉代人物汉代典故，又是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仅此而论，在艺术特色上犹有独到之处，蕴含深广，余味无穷。
上片写眼前事。“记烧烛、雁门高处”，起头的“记”字，点明该词为追忆所作。“烧烛”拍响词题里头的“夜宿”。“高”极写雁门的地势，为以下描写冬夜高原奇寒作势。“烧”、“高”二字不仅情趣豪迈，而且音节嘹亮，造成一种粗犷豪爽的气氛。“积雪封城，冻云迷路”，极写高原奇寒：近处堆集的积雪封锁了古城；远处寒冬的云影弥漫了路途，从而为全词设下了严酷的氛围。“添尽香煤，紫貂相拥夜深语”，描画与李天生围炉火拥紫貂冬夜长谈的情事，其中蕴蓄着二人志趣相投的情谊。“苦寒如许”，既似夜语的对话，又结括了上述的种种寒况。“寒”饰以“苦”，极富感情色彩，委婉地传达出词人悼念故明的悲哀。“难和尔、凄凉句”，使“苦寒”更深一层。“一片望乡愁，饮不醉、垆头驼乳”，词人与朋友借酒浇愁、痛饮剧谈的情景宛然可见。
下片写心中事。雁门关本是长城一关，宿雁门而怀古适情顺理。“无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怀古伤今，感慨殊深。‘‘长城旧主”，江山易主，像赵武灵王那样的代代英杰早已化为泥土，复国无望的愁恨溢于言表。赵武灵王在位之时，令国人改著胡服，学骑射，国势大增。如今清人入主，竟令汉民著胡服，作顺民。历史与现实构成极大的反差，包育着极为沉痛的喟叹。晋北多沙，冬季北风呼啸之时沙粒扬空，故有“沙飞似箭，乱穿向、草中孤兔”之韵。这一韵极形象、极巧妙，使读者如见风起沙飞之状，这自无须赘语。“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这一韵隐蔽地表示词人不甘亡国、图谋恢复的心机。结尾“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更是表达了词人矢志爱国之情。
这首词由词人与朋友的灯前夜话写到吊古伤今，抒沧桑之变与家国之恨，结构散而不乱。其中由乡愁而到国恨，感情的脉络清晰可辨。词风极沉郁顿挫，既凄惋感伤，也不失志士百折不挠的精神。其遣词造句也表现了词人迈往不羁的性格。总之，该词格调悲凉，气势纵横，表现了词人不灭的希望，富有浪漫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