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此词上片写作者在沧浪亭外散步时所见夜景。苏州师范学堂与沧浪亭一路相隔。沧浪亭秀美的景色是作者早已熟知的,在月色中诗人禁不住又漫步来到这园林胜地。“独向沧浪亭外路”——没有结伴出游的喧哗,没有行色匆匆的烦恼,所谓“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要的就是那份能够“以物观物”的从容与安静。这时词人的心态是安详平和的,这种心态最适宜发现美。“独”字写出了作者对沧浪亭由衷的喜爱和自己与众不同的月夜赏景的审美。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习期间,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并不为时人所重。这个“独”字就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沧浪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而这高雅的情趣正是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的柔美就不同于《青玉案》中“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的凄美;“鹅黄”的娇艳也不同于夕阳的惨淡。当然“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和“展尽鹅黄千万缕”是从冯延巳《蝶恋花》的“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化来,但接下来的一句“月中并作濛濛雾”就有了一个从薄暮到月出的时间推移。作者是傍晚来此散步的,所以看到“展尽鹅黄千万缕”的柳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夜色已至,月明星出,那千万缕的柳丝就渐渐变成一片濛濛之雾了。这景色就与冯延巳那首词的景色不同,而相似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醇美与朦胧。
词的下片是写词人在沧浪亭外独步时所见到的天上夜景。月光下,沧浪亭曲折的回廊石栏包裹在层层杨柳之中。那千万枝条正展现出鹅黄嫩绿来,在微微月光的笼罩下,形成一片朦胧的雾气。“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夜色深沉,天上曾有的一片流云已飘逝不见,只有掩映在薄云中的稀稀疏疏的星点,不曾随流云的飘逝而离去,反而显得更加明亮了。夜空宁静而澄澈。这里边也有一个时间的推移:刚才有一片浮云遮住了几颗星星,现在再一抬头,忽然发现那片浮云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刚才不见了的那几颗星星又在原来的位置闪耀。这景色引人品味,但它与诗的“比兴”是不同的。诗的比兴用意一般比较明显,意思虽各有不同,但表达得都很明确。词的“境界”则不像诗的“比兴”那么明确,它仅仅停留在给读者一种触发而不能落实的状态。而其美感也正存在于这种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言外意蕴之中。王国维这几句词就是如此:读者可以从“流云”领略到某种无常的变幻,也可以从“疏星”联想到某种高远的、不变的东西,还可以从美学想到哲学甚至想到道德伦理。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月下柔柳图,作者此刻的心情也如夜空般“表里俱澄澈”。作者在感叹“人间夜色还如许”的同时,也不由得要责怪自己“闭置小窗”耽搁了多时的良辰美景了。“闭置小窗”可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己过去关起门来读书,没有发现外边有这么好的景物可以欣赏;另一层是自己过去钻进人生问题的牛角尖里自寻苦恼,没有发现这种可以陶醉于其中的自然之美的解脱。就像眼前这样的景色,当人摆脱了世俗的烦恼和人生问题的考虑,全身心地投入审美的愉悦,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夜色也是如此美丽的。
全词上下两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写出了夜色的可爱与美丽,其中也蕴涵了作者的人生感悟。词中集中选择了两个镜头,一是月下柳林,一是天上云星,景物不多,却立体地写出了春夜的美妙可人,艺术上十分成功。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