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破题,并点明时间,写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最先所见之景;三、四句写远景,写君山之小与君山树木的葱茏,都是望中所见;五、六句写诗人从遐想中醒来,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结尾两句,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并且直抒感情,以情结景。全诗以白描的手法,写君山的景色,化人我于一体,熔古今于一炉,通俗而又深沉,清新而又自然。
“洞庭无烟晚风定,春水平铺如练净”两句总写登楼望湖所见景象,这是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所获得的第一眼印象。“无烟”二字含蕴丰富,既写出湖面的空明澄碧,又暗指虽是傍晚登楼,但因无雾,视线很好,为望君山做好了铺垫。
“君山一点望中青,湘女梳头对明镜”二句则具体写望君山。“一点”,既是视觉的直感,也起了衬托作用,突出了湖的广阔浩森,因而楼上望山,不过“一点”而已。“青”字则写出了山的生气,暗应上句的“春”字。
“镜里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两悠悠。”二句紧扣上句写湖光山色相映,开阔渺远,悠悠无限。既写湖山之景,也写诗人登楼纵望之时,悠悠不尽之情。诗人从遐想中醒来,愁思渺邈,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此二句之写景也为下两句直抒情怀打下基础。
最后,全诗用“直教流下春江去,消得巴陵万古愁”作结,诗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由写景转入抒情。这两句含蕴丰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君山、岳阳,是长江水流出洞庭的湖口,因而,“流下春江去”是写实,但作者却以水喻愁,巧妙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诗意,将自己的身世感慨,思乡之念融入诗中,使诗情由清淡而浓烈、深沉、激愤,表现出更丰富深广的主题。
此诗为登临观景之作,描写的主线随活动顺序渐次展开:由登楼望湖,由湖及山,转而山光水色综写,最后以抒情作结。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诗境空阔疏淡,语言清丽流畅,表现出明初诗风的一些特点。
此诗意在称赞、勉励房玄龄为国求贤。首句从反面落墨,说明房玄龄与太液池距离甚远,无暇游乐。次句从正面着笔,点明西园里“上才”房玄龄。三、四两句,盛赞房玄龄“夙兴夜寐”、“勤劳王事”。全诗四句,写得兴会淋漓,亦充满意境美,值得玩味。
诗的首句,是回忆过去游处之乐。太液池是大明宫里的一个湖,中有蓬莱山,象征着海外仙山。当年秦王李世民延揽房玄龄等人为“十八学士”,兴文学馆,当时人称为“登瀛洲”(《唐会要》四十六)瀛洲、蓬莱,各为“三神山”之一,可以互举,意思相同。次句“西园隐上才”,房玄龄是“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旧唐书·本传》),“引拔士类,常如不及”(《唐会要》五十七)的人。这一点,李世民非常了解,诗句充满了感激之情。
三、四两句,以形象而有象征意味的笔墨写“引上才”的措施及其效果。唐王朝的京城长安四面都有“关”。如果闭关拒才,谁能进来?可是如今呢,天未破晓,不远千里而来的英雄豪杰已经驱车入关,向长安进发。这因为:雄鸡初唱,关门就早已为他们打开;而贤明的宰相,正在“西园”忙于援引他们呢!四句诗,写得兴会淋漓,其求贤望治之意,溢于言表。第四句,可能用了《史记·孟尝君传》函谷关鸡鸣始开的典故,但其中的“关”并不限于函谷关。从泛指的、象征的意义上理解,会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全诗的意境美。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