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淡雅之笔写出少华甘露寺的高峻清幽的环境，并暗示作者久经世乱后远离凡尘、归隐山林的愿望。首联总揽全篇，写甘露寺的地形与环境。
首句是视觉意象，次句为听觉意象，绘形绘声，境界真切自然。这是一座建筑在高山之上的幽静寺院，院门用山石垒筑而成，门前的山间小道因平日行人稀少，长满了茂密蜿蜒的藤萝。寺院的四周屏翳着挺拔的桧树与蓊郁的竹林。每当雨打风吹之时，树林里就传来阵阵枝叶相击的有韵律的响声。这响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随处可闻，犹如一部在半空演奏的山林交响曲。这两句诗中，首句着意表现静态，决句努力写出动感，一静一动两相映衬，山寺的超绝尘寰、安谧幽邃的独特地理环境全给烘染出来了。
颔联承首联意脉而来，分写山间僧人与动物的活动，以进一步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山寺的清幽与高绝。出句以双涧之分流来映衬山寺周围环境之美，以野鹿之自由来往、尽情饮水和欢快鸣叫来表现山间日常安静清雅，连禽兽也相安无事。这里一个“喧”字，兼指涧水之声与野鹿之鸣，既有 “鹿喧”，亦有“水喧”，两种声音交相鸣响，愈发反衬出寺院与山林的寂静，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描写同一机杼。
更妙的是“上楼僧踏一梯云”一句。一般诗人写楼之高、山之峻，总不外乎“上摩青天”、“插入云端” 之类，或者最多拉飞鸟和天仙之类来陪衬。这样写成熟套了，就不能给人以新警生动的感受。即如郑谷本人的另一首五言排律《华山》，其中状写山之高峻，也只说： “孤高不可状，图写尽应非，绝顶神仙会，半空鸾鹤归。”虽然颇有气势，但意境的创造未免落套，显得一般化。此句却不但形容夸张十分具体，而且翻新出奇，道前人所未道。他不说山在天外，寺在云端，而说云彩缭绕楼梯，寺僧上楼都是一步步踏云而上的。这样，寺院地理位置之高和寺僧之离地入天就给人以可信之感，几乎没有让人觉察出这是诗人的夸张。晚唐诗写景述事往往在细微处争奇斗巧，于此可见一斑。
诗的颈联，视线转换，写从甘露寺远眺所见，实际上是以视野之广来进一步映衬山寺之高。薄暮时，孤烟袅袅，云霭纷纷，极目远望，关城渐渐隐没，山寺独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愈发静寂; 每当雨后初晴，天青日朗，则远方爽然开豁，蜿曲的渭水隐然在望。每当这种时候，作者更觉此山之美、此寺之清，而不禁萌发燃香人寺，与山林猿鹤作伴，了此余生(这一年作者四十七岁)的念头了。
结联“长欲然香来此宿，北林猿鹤旧同群”即景生情，表达自己归隐山林之愿，其意略同于常建《宿王昌龄隐居》结联“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从全篇来看，前四句写景精采，有独特境界，有新警动人之句; 后四句则无论情与景都显得较平，与前面不太相称。这也是晚唐不少诗作的通病
这首小词写一夜失眠的感受，较注重构思与技巧。它是《人间词甲稿》里的第一首，当是王国维的早期之作。
古诗写失眠比较直率，像《关睢》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像《古诗十九首》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词人写失眠就不大喜欢直说，如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言失眠而失眠自见。王国维这首词，也采用了温庭筠那种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
“点滴”的“空阶疏雨”和“迢递”的“严城更鼓”都不是足以影响人睡眠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春夜里，这两种若有节奏的声音一近一远互相应和，不免使睡不着的人更加心烦意乱，从而也就更加难以入睡。这两句是写景，但景中已触合有人的感受。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是说，好不容易才朦胧入梦了，可是一下子又从梦里惊醒。作者不直接说自己从梦中惊醒，而说梦被东风吹去。把抽象的、无形的梦说成似乎是有形的、可以被风吹动的东西，这又是一种故作曲折的技巧。“无据”，是“没有凭据”。这里所指的是“被东风吹去”的那个初成之梦，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梦。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梦还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见的是“众中不惜搴帷问”的“天人”还是“摘得星辰顷满袖行”的“萦回岛屿”。诗人没有说，似乎也来不及去想。因为这时候窗外天空银河已经低垂，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用比较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来写出彻夜失眼的感受，可见作者在构思与技巧上下了一番工夫。但若论感情的分量，则显然不如《乙稿》中同样写彻夜失眠的那一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服时际”（《苏幕遮·倦凭栏》）。当然，《苏幕透》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打击之后彻夜悲恸以至恍惚迷离，那种感情并不需要任何巧妙的修辞技巧。
构思安排，只耍直接说出来就足以深深地感动读者了。另外“梦境无凭而梦亦难成”的这种构思其实也不是王国维的创造，它来自宋徽宗（燕山亭）词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正如一些学者曾指出过的，王国维有时喜欢套用或改造前人的句子。对于套用和改造的效果，我们当然要看具体的作品。但就这种做法来说，则显然也是一种对技巧和文采的刻意追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论词虽然尚五代北宋词的“天工”，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并不排斥，有时还在刻意追求“人巧”。
这首七言古诗写少年冶游情景，是李白初下江南时候的生活写照。全诗节奏明快，情绪高越，细节明晰，歌唱性极强。
此诗先写“蒲萄酒”“金叵罗”“玳瑁筵”“芙蓉帐”，其物色华贵精美绝伦。然后女主人公登场。芳龄十五，骑一匹小马。以“细”指“小”，至今粤语犹然。“驮”字好，坐非正坐，开启了漫不经心模式。“道字不正娇唱歌”，是女主人公无目的性地任意挥发。是因为她是吴姬，不能说洛阳正音，才“道字不正”呢，还是她有意来一番个人演绎，将一首熟悉的歌儿唱出陌生化的新奇感呢？李白是深谙此中秘诀的，他明白这是撒娇，发嗲。在另一首写给金陵女子的诗中他也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不要太认真，不要卖弄，有本事最好藏起来，技艺在纯熟与生疏之间，态度在迎合与超然之间，这才是“娇唱歌”，“娇不成”也“最有情”。十五岁的吴姬真不简单，她已经掌握了人情与歌艺的精髓：似能未能，大巧若拙。此诗写吴姬着笔不多，但其天生丽质，音容笑貌，一览无余，很可见出李白刻画人物之工。
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