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能有止，他境更谁如。
入径看生笋，临池想跃鱼。
仍贪田舍乐，植杖劝芸锄。
此心能有止，他境更谁如。
入径看生笋，临池想跃鱼。
仍贪田舍乐，植杖劝芸锄。
这首诗通过叙述一个农民采取地黄，向富家换取马料以饱饥肠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灾荒年头，连牛马食都吃不上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抨击了豪门大户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
诗题是“采地黄者”，为何去采地黄，是因为天灾所致，所以诗开首一联写道：“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交代了全诗的背景。庄稼一年两季，春日没雨，夏粮绝收；秋天又降早霜，秋粮减收。这样，农民的生活自然就很成问题了。紧接着第二、三两联便对农民生活景况作了交代：入冬后农民便断了口粮，为了活命，只得冒着风寒到荒郊野外去采挖地黄，希图借以度过饥荒。第四联“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写农民采地黄之不易。以上四联为第一部分，中心就是写了为度荒采地黄。
后六句叙写卖地黄的情形。采了地黄卖与富家白面郎。那卖地黄者对“白面郎”求告的几句话，颇为凄切动人。辛苦一整天采得不满一筐的劳动成果，只敢说给朱门人家拿去喂马。可以想见，这位可怜的农民忍饥挨冻在荒野采了一天地黄，可能连点像样的干粮也没吃上。也许他家中还有老小，都等他卖了地黄换回粮食下锅。那不足一筐的地黄，他哪敢说卖多少钱呢，只是央告说：“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只要能换回一点儿马吃剩的玉米、高粱之类，也就心满意足了。其可怜之状跃然纸上。
诗人用平平淡淡的语言叙述，通过贫苦农民采集地黄以换取马饲料这一细节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的痛恨。
此诗前二句用“围棋局”“菜畦”作喻，描画长安城整饬、匀称的布局，笔直、宽敞的街道；后两句笔锋转向唐都政治活动的中心即大明宫，写早朝情景，以“一条星宿”为喻，写出火把之多，官员之众，仪礼之盛。此诗的描写具体生动，言简而意丰。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两先写天亮后所见，从鸟瞰的角度写长安的全貌与特点。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城市之一。它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划施工修建，将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坊里（即住宅区）三部分。宫城是皇宫所在地；皇城则是朝廷官员办公之处，城内的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等各级官署；围绕宫城、皇城的一百一十四坊，以承天门为界，东西各占一半，南北十四条大街、东西十一条大街穿插在坊市中间，将城市分割为一块块的小方格，方格内分布着千百家居民、住户。“围棋局”、“种菜畦”的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长安城纵横交错、整齐划一的建筑格局。作者之所以未按时间顺序描述，目的是从全局上突出长安建筑的独特，气魄的雄伟，让它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两句写拂晓前所见，选择百官上朝途中的一个场面，反映了京城的独特风貌。古代百官早朝时，必须在天亮前就赶到宫门，等候皇帝上殿。唐代自高宗以后，举行国家大典和接见百官的地方，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作者在台上看到，远处百官上早朝时的灯笼、火把，像天空一条蜿蜒的恒星，向着大明宫的南门移动、伸展。这些微小、闪烁的火光，在黑夜中，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增加了京城的神秘与宁静，而星宿的比喻，又与地上的天廷（即朝廷）有几分联系，显示出首都的尊严。一早一晚，一总一分，长安城的万千气象就尽集其了。
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城内皇宫衙署、市民住宅，布局规整，不相混杂的风貌。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