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上片首先描绘的是一片大好春光。阳光普照下，触目所及处，园林草木青翠，红花满地。啼声清脆的流莺在人们春游时布置的华丽筵席周围飞来飞去。在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中，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出场了。他悠闲地跟随着那些华美的车子，他骑着马儿，尽兴游遍京城郊外大好春光。这位意气丰发的游春少年形象，有可能是天圣九年（1030）进士及第后的词人的写照。
下片中涉及的季节仍然是春天，但与上片好景致、好心情不一样，写的是迟暮之人年华如梦、世事沧桑之感。他一觉醒来后，感受到的是年华有如春梦一般的短促，而且此时，悠悠往事、千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词人把往事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以“烟雨满楼山断续”，即主人公此时内心种种愁思外化而形成的景致进一步展现他心情的沉郁。意思就是说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就如满楼烟雨般凄冷迷乱。词作结尾处描绘的主人公百无聊赖地闲倚栏杆的身影，与下片词情沉重的氛围相映照，再进一步表现主人公的愁绪无法排遣。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不同时期的两种春景、两种心情，对比中透露出深沉的人生感慨，颇具深婉之致。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