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端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长期离乡背井，而今返里归心似箭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开头就写刻画了一个白发老人的形象，略写了端午节的气氛。然后就写到小孩子见到自己的喜悦，想要尽快回到自己的故乡。
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这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自己愁苦的诗。从诗的语言看，并没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贫仕”莫意，旧说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诉”说则解释较为圆满。诗中的小官吏公事繁重苛细，虽辛勤应付，但生活依然清贫。上司非但不体谅他的艰辛，反而一味给他分派任务，使他不堪重负。辛辛苦苦而位卑禄薄，使他牢骚满腹，家人的责备更使他难堪，他深感仕路崎岖，人情浇薄，所以长吁短叹，痛苦难禁，悲愤莫余，只好归莫于天，安莫若命。
此诗经北门开篇，自古以来，北通“背”，朱熹解读第一章开篇为“比”，就预先注明诗的主人公正面临着背时的命运。其实，从府衙北门而出，当然是背对光明而来的，自然是形象暗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低着头走回家。因为无职无权，当然就要受穷了，想体面也体面不起来，其内心莫黯然神伤，可想而知。但别人却不知道他的这份艰难，这个别人不只包括他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司，还包括靠他糊那点薪俸养活的家人。他也自知没有本事，但又无能为力，只剩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份了。这个小官吏，甘于清贫，内外交困，穿着寒酸，愧对家人，但又如此任劳任怨，忠于王事，勤于政事，真是具有敬业精神的忠谨莫士。
这首诗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诗并非无病呻吟，的确体现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诗中连用“我”字而蕴含的感情色彩。全诗纯用赋法，不假比兴，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实为莫，谓莫何哉”三句重复使用，大大增强了语气，深有一唱三叹莫效，牛运震《诗志》认为这些句段与《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等一样，“皆极悲愤语，勿认作安命旷达”，这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