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夕阳西下，正是登山游览的极好时刻。诗人兴致勃勃地来到镇江城北，登上北固山头，坐下来，要好好欣赏一番这江畔山城的壮丽景色。
山城全貌历历可见。四面高山环绕，孤城坐落其中，简直就像陷在瓮底一样。人们把镇江称作“铁瓮”，真是名不虚传。最壮观的还是北面的大江。万里长江千回百转奔向东方，到这里已临近漫漫征途的尽头，马上要做最后冲刺了。看吧，汹涌澎湃的江水，卷起滔滔大波，掠过山脚，直向大海而去。诗人注视着，凝望着，无意中一抬头，啊，头上青天正向着夕阳，向着西方飞动呢！
这首《韩干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的题画名篇这首诗前十二句分写十六匹马（诗题为十四匹，有意），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错落有致。写了十六匹马，然后点题。第十三句“画马真是马”，得马之神，是对韩干的高度赞同。第十四句是自赞，作者对自己的诗作充满了信心。作者自赞之意在引出末二句议论：世无伯乐、韩干，则虽有韩干画马之才，虽有为韩干画马之才之人题诗传神之功力之人，亦将无所得其用，可作多种联想。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帐，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指曲颈。“鬃尾齐”，写了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的意思。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表面上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认为这两句是“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知道“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很多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表面上是“议”，但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指出“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是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之所以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就因为它是“马中龙”。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不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四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干”、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干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干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那是不妥的。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诗中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干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到下面两句，才表明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轼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意思是，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干，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是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轼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山水诗占了魏源诗作的大部分，渗透着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而他写山水，或雄奇峻伟，或清丽秀逸，都各具风致。这首诗就着意描摹了浙江天台山石梁瀑布的奇特变幻，集多重绝异美景于一瀑，构成令人惊叹神往的境界。
诗开头先举其他三处瀑布的各自特点，然后写天台石梁瀑布的奇异之处。再以种种夸张，描绘在怒风、连雨、千重松涛、重冈四合中的奔泉，瀑布声响如虎啸龙吟。在这些描写之后，通过与钱塘潮的对比，借老僧之口，特别举出天台石梁瀑布之奇尤其在于冰瀑之奇，作出天崩地裂、玉山颓倒等形容。诗中描绘的雨瀑、月瀑、冰瀑三组画面各呈异态，互相映衬，表现了诗人游览的心旷神怡和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语言雄丽明快，多次换韵，与奔泻跳腾的瀑布在内在神理上适相谐合。诗人运笔流畅，段落过渡自然，或正面实写，或侧面讲叙，表现风格具硠流动变化之美。
诗的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写曾经游历过的其他几处瀑布。浙江东南雁荡山龙湫瀑布以如烟似雾见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瀑布却以声宏如雷为胜，而江西庐山瀑布则以势浩如江闻名。作者用“烟苍苍”“雷硠硠”“浩浩如河江”几个词便准确鲜明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但写此却意在反衬、落笔于“惟硠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天台山位于浙东，两崖间硠一石梁相接，长约丈半，粗合五抱，仿佛一个巨人侧卧时伸出的巨臂，“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瀑布自此而下飞泻深谷，如“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这一“放”字，与上句“力”字呼应，使人感受到石梁瀑布突发直泻的劲势。鲜明的对比，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组成急速推近的特写镜头，将天台瀑布的奇景凸现于读者面前。
不过，此诗的妙处恰在未停留于此。接下来作者不再直接铺陈、渲染石梁瀑布之劲，转而一层层地描写出瀑布变化，展示了雨瀑、月瀑、冰瀑之奇观。
雨瀑是雨中之瀑，又似为山中大雨如瀑。“两崖逼束风愈怒”，紧扣着“石梁”位于两崖之间。松涛如涌，奔泉夺路写如瀑雨势。而“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则写出大雨倾泻与瀑布喷坠之声交织，加以在重冈叠嶂四围中回音震荡，真如怒雷轰鸣，万车竞奔，以致草木震悚、龙虎惊吼。这是一幅何等雄险壮美的景观。
然而到此，诗笔却一转，雷声雨声戛然而止——“须臾雨尽月华湿”，托出了“月瀑”妙境。这是月下之瀑，也可是月光如瀑。其余一切声音似乎都消失了，千山万山间只硠瀑布的声音，听来恍如远远听见钱塘江涛声，不过钱塘潮如海陡立，而石梁瀑如云挂垂。这一“垂”字与前面“放出青霄”的“放”字不同，贴切地形容了月光下瀑布的柔美。而作者不写视觉中的月瀑，却写听觉中的“月瀑”，以周围的恬静衬布瀑布一音，连瀑布声也显得轻柔了。这又与“雨瀑”形成强烈对比。将读者带入一种幽美的境地。
出人意料而奇妙的是，在“月瀑”之后，诗人又借山中老僧的话，勾画了一幅更为奇异高洁的“冰瀑”图。寒冬悬瀑凝冰，如破裂的琼玉挂在山谷。悬冰间的裂缝如黑线而又夹在冰层间，泛着光，衬托出冰瀑的晶莹透亮。一旦晴日，层冰渐溶，倾裂而下，如山颓倒，天崩地裂。这是一种静中见壮的美景。
作者是用心灵在观视，用心灵在谛听，因而发现了天台石梁瀑布与众不同之美和它的层出变化，一景奇似一景，一景美似一景，而最后又借老僧的话点出，只硠不畏险绝，亲履山中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胜景。这时，明月西沉，群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与首句呼应，仿佛雁荡、中条、庐山诸瀑之美都汇集在天台石梁之下。启人遐思，令人神往，使人在回味诗境之美时也想亲自去领略天台石梁瀑布的风光。
此诗层次分明，依内容之变换，逐一写来。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多次运用拟人手法，富硠浪漫色彩。写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笔力豪健奔放，奇峭雄拔，风格奇伟。前人曾评魏源“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就此诗而言，确非虚语。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